唐中叶以后，中国一个绝大的变迁，便是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另一个变迁，则是社会上贵族门第之逐渐衰落。依照先秦以来传统的政治理论，社会上本不该有贵族门第之存在。而自东汉以下的读书人，却因种种因缘造成了他们的门阀。大盛于东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科举制兴，始渐衰。

门第衰落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举其要者约有如下几点：

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以前大体上保持于几个大门第大家庭的，现在渐渐为社会所公有。

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以前参与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

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于家世，现在渐成为个人的事情。农家子弟，可以一跃而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业而降为庶民。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

唐宋之际，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取士不问家世、家族谱牒寝废、社会风气不同于前代等现象，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唐宋变革说”。这学术命题迄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最早明确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但是刁培俊在《“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一文中指出，“唐宋变革说”并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研究范式。虽然有变化，但并非所有事物均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断裂式“变革”。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个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变化无多。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社会流动，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人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本质的区别。第三，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或在南北朝、唐、五代时期受少数民族影响较多，礼崩乐坏。入宋后，经过儒士们的努力，传统的儒家纲常理念基本返回到中唐以前的传统之中，并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两宋不断增多的读书识字群体的传布而更加深入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