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李唐（1066～1150年），字晞古，河南孟县人，幼时勤奋好学，颖慧过人，诗文书画俱佳，48岁在宋徽宗画院考试的“竹锁桥边卖酒家”一题中，以独特构思一举夺魁，天下闻名，成为一名山水、人物、畜兽兼工的高手。靖康之变，汴京沦陷高宗南渡，李唐亦流亡临安卖画度日。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令其画风骤变。南渡后的作品简练洒脱，水墨苍劲，完全抛弃了上留天下留地的整体构图只关注一个局部的景致，出现了“边角构图”的南宋山水画特征。其中《采薇图》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为题材，歌颂了他们的忠贞气节。画中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面容清癯，身体瘦弱，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关切，也讽刺了南宋统治者在国家危难之际投降变节，可谓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摘编自蒲松年《中国美术史教程》《伍勇读史笔记》

材料   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风霆”“断弦离柱”“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还有今昔对比下“山僧不识”的英雄失意，其中不乏文采斐然之语。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   宋代—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宋代广泛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地，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词、艺术诸方光耀百世。由于宋代的政策使然，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民间百姓有了机会入仕和参政，所以许多画家纷纷出山，进入朝廷。宋代成为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最活跃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并对绘画提出鲜明的审美标准，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出现群彩纷呈、多方面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耕织图》。

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运动，对人们的思维、生活、饮食、绘画以及音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是文化的变化。这包括了人的感观，人的信仰，人的欲望以及人的世界观。这时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权，打破封建的禁欲主义，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甚至肉体的封锁。在美术方面，达芬奇总结了15世纪艺术家的研究成果，在绘画构图、明暗、透视、色彩等方面都有所简述。

——摘编自吉媛媛《试论中国宋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

——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