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一：由宋入元，话本给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而统治政策的改变则推动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立足现实对封建社会予以“反戈一击”。这也引来封建文人针对性的写作，如针对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撰写了《荡寇志》等，使得这一文学体裁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中世纪后期市民文学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现象，是在长时期抑制欲望型的宗教文化精神氛围中生活的人自我意识觉醒、个性主义兴起的标志。市民文学往往以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与贪婪，歌颂市民的机智和勇敢乃至狡猾、奸诈为主要内容，表现手段也通常是嬉笑怒骂的讽刺。这种嬉笑怒骂的讽刺风格、视狡诈为机智的道德观、高雅与粗俗倒置的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文学在道德上的失范，审美观上的变异，但又基于特定的人文根基，而且预示着新的价值观、文化观的兴起，并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摘编自蒋承勇《论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化的人文走向》

材料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二：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历经数朝，在清朝依旧延续。清代前期外侵未至，然内部矛盾导致的疆域变化斗争时有发生。武将们在西南、西北、东北、东南等边地保疆安民的同时，用自己的诗笔呈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空间维度下的差异，展示了康乾盛世的雄姿。这些边疆诗的创作者，显然都是武人，但因乾隆对汉诗写作的宣导作用，乾嘉以来八旗武人以诗纪事渐成常态。这些边疆诗作既是对王朝军事实力的展示，也是对时代变迁中边疆风俗的观察，它们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凝贮的疆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摘编自米彦青《乾嘉时期武将“边功”的文化记忆与诗歌文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