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