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琴啜茗图》（局部）                    《撵茶图》（局部）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材料一   北宋前期，为了维护扬雄的道统地位，不少士人积极为扬雄颂莽辩解。北宋中期，王安石一派积极为扬雄仕莽寻求儒家义理上的合理性解释。赵宋南渡后，由于塑造王安石乃北宋灭亡罪魁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现实政治局面急需强化忠节观念，扬雄和冯道一起成为士人批判失节现象的标靶。至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书“莽大夫扬雄死”，扬雄“莽大夫”的身份被确立下来。两宋忠节观念的强化，既表现在对扬雄和冯道这样负面人物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屈原、陶渊明、杜甫等正面人物的再发掘和新诠释上。

——摘编自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

材料二   清廷“崇朱”，注重纲常伦理，“忠节”作为其中核心范畴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方志中受到高度关注。清代的安庆方志无论府志还是县志，均设有“忠节传”，且“忠节”人物数量也较明志有较大幅度增加。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传”虽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需要，但更多地让渡于凸显“忠节”主旨的要求，“忠节”事迹的书写则越来越简略。考察康熙十四年安庆府志“忠节”篇所载“忠节”人物，基本都是反抗张献忠等部或流寇土贼，而不是对抗清政权。再如康熙六十年府志《忠节传》，所录61位明人竟全部是明末“忠节”者，甚至为突出明末“忠节”者，连著名人物左光斗都不再记载。

——摘编自周毅《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