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材料二   “讲史”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最受市民阶层欢迎。宋代讲史中最著名的话本是《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这些话本中的主要人物虽然是帝王将相，但却能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与“讲史”话本相比，“小说”话本的题材则十分广泛，如《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等话本是在“错”字上做文章的公案小说；还有描写人物的爱情小说，如《碾玉观音》中对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碾玉工匠崔宁的描写，《志诚张主管》中对绒线铺主管张胜等人的充分描写。

——摘编自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
(2)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产生宋元话本。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城市不同话本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哪些诉求。

2 . 黄仕忠先生在《南方戏剧圈的杂剧创作》中指出：“杂剧的南移路线，主要是沿着大运河和长江水路，除杭州外，扬州、建康、苏州、松江等江南各域，也成为杂剧汇聚之地。”当时北地杂剧作家、表演艺人纷纷通过运河向南移动。据此可推知（     ）

A．大运河带动了艺术发展	B．经济重心南移逐渐完成
C．市民阶层助推杂剧的繁荣	D．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

3 . 宋仁宗年间《新唐书》修成不久，随即就有吴缜的《新唐书纠谬》问世，指出欧阳修、宋祈之作新书疏于考证。稍晚，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也以相当多的条目对比新旧两唐书，指出新书“为观者甚少”。这说明宋代（     ）

A．重史的传统影响文人行为	B．官方与民间在修史上对立
C．官修史书普遍缺乏公信力	D．政治氛围有利于学术发展

4 . 有学者认为，宋代的山水画展现的题材、主题、思想感情与六朝以至唐代的人物画有较大不同。如下图：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人赏花游园，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描绘了运载货物的商旅行进在山径中。这反映了宋代（     ）
   

A．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	B．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C．世俗文化的发展趋势	D．开放包容的时代气息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钱穆撰写《国史大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优秀史学著作的共性价值。

8 . “说话”是宋元时期“瓦肆”中流行的以讲故事为主，讲唱结合的一种表演技艺。“说国贼怀奸从佞，遗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这表明

A．“说话”促进了教育普及和发展	B．宋代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
C．世俗文化与传统道德相契合	D．“说话”是基层教化的重要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