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士大夫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文化趣味的转变。一扫秦汉以降以雄浑见长的文化风格，宋代士人将目光由外转向内在，注重雕琢和品味。

宋诗：钱锺书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盛”。如果说，宋代理学导源于韩愈的道统说，那么宋诗主意主理的风格也深受韩愈“文以载道”思想的侵染。

宋词：北宋初年的柳永从民间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继柳永而起的，是婉约词人，他们对柳词的俗话俚语进行“改造”，使词的语言雅致精炼。雅是宋词风格，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风格。

文人画：与宋词一样，宋代文人画追求品味高雅，“四君子”梅、兰、竹、菊成为文人画描摹对象。与此同时，追求气韵生动也成为文人画的特点。

文房四宝：在追求雅文化的过程中，文房清玩成为宋代士人闲情偶寄对象。笔、墨、纸、砚是文人抒发灵性的工具，成了充满文人情趣的工艺品。

---摘编自冯天瑜、杨华、任放编著《中国文化史》

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