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春秋政治家管仲认为:“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世的儒家经典，历史教育蕴含其中。

汉武帝诏令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以《诗》《书》《易》《礼》《春秋》作为教学内容，其中《春秋》就是鲁国编年史。

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就组织人专门修史，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代设有太学、国子学等学校，学生都必须读《春秋》《国语》等史书。开科取仕将《左传》等史书列入考试范围，在考策论时，常以历史典故作为题目。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著书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此书成为宋代及后代学校的重要教材。宋代科举考试“每至命题考试，主典籍而参以正史”。

元朝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用蒙文编译《贞观政要》等史籍，供蒙古官僚子弟学习。

明代的学校将《资治通鉴》等史书列入教材，要求学生阅读。

清代统治者规定将《资治通鉴》作为学校学生的教科书。

——梁励《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特点探析》

材料   元初，刘秉忠因所用金时《大明历》已有与天象不合问题，提议修订历法。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廷设立太史局（后改为太史院），命许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主持其事。郭守敬（1231一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祖父郭荣精通算数水利，他让郭守敬从学于精通天文地理的刘秉忠。后郭守敬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对于修订历法，郭守敬认为，首先应创制精密的天文仪器，然后进行测量，这样才能有准确的数据。郭守敬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取消黄道圈，创制了简仪。简仪使用许多线以提高精度，是一项改进。郭守敬改制的圭表，把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发明了测影器具“景符”，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经元世祖批允，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通过实地观测，取得了许多就当时来说世界上最为精确的数据。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此基础上参考累代历法，终于编出新的历法——《授时历》。

——摘编自叶坦、蒋松岩《中华文化通志·历代文化沿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