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凡大食、古逻、阔婆、占城、勃泥、麻逸、……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等物。宋代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元丰三年(1080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

——摘编自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二   弘治年间，朝廷……对明初朝贡贸易……做出了重大调整，并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在地方上，正德、嘉靖年间，商舶（私人）贸易日益公开化发展。明后期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朝野的共识。嘉靖时期，出海商人遍及沿海各地，在福建“准贩东西二洋”,隆庆、万历年间，在漳州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形成月港体制。万历年间，在广州举办一年两次的“交易会”,更是带有国际性的特点，并出现了许多经营外贸的商业组织，明代海外贸易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逮香花《论明代海外贸易的转型》

材料一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材料二 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士大夫强烈反对，甚至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明朝政府对航海缺乏持久的兴趣不说，也未能抓住发展海上力量的机会。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仅仅只是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壮举。       

——摘编自【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亨利王子作为近代航海教育事业和航海探险事业的先驱，在葡萄牙和世界航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航海首先给葡萄牙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他派出的探险队占领了大西洋东部海域的马德拉、亚速尔和佛得角等几个群岛，这些新发现的领土给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好处。1436 年，亨利王子的探险队在西非发现黄金，15 世纪 50 年代，葡萄牙每年从几内亚运走价值 200 万美元以上的黄金。

亨利王子开创的奴隶贸易也给葡萄牙带来巨大好处，到 15 世纪 50 年代，平均每年有 700-800 名奴隶通过阿尔加维和里斯本进入欧洲。……在亨利王子时期，葡萄牙商人控制了西非沿海及大西洋东部岛屿的贸易，葡萄牙商船队一跃成为世界上首届一指的商船队。同时，亨利王子还开创了殖民制度和种植园制度。到 15 世纪中期，葡萄牙已经准备好并开始“向地理发现和缔造帝国这一步骤前进。”他被称为“近代地理发现的鼻祖”，从他的航海时代起，每一个由陆路或海路从事地理发现的人，多少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

——摘编自潘树林：《略论亨利王子对近代航海事业的贡献》，社科纵横. 2010，25(11)

材料一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人”，’‘民胞物与，泛爱万一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不欺寡、不凌弱、友好相处、共享太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和在海外从未仰仗“天威”，欺负小国、弱国，带领近三万人的武装，在海外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别国的一草一木，更没有在海外派驻一兵一卒。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倡导“王道”，反对“‘霸道”；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以德服人，宣扬中华文化，其所表现的是“和平海权”，而非武力侵略行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中国古代实行和平外交的范例。

材料二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并得到印方的赞同。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周恩来总理分别同印度总理尼赫普、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1954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引申和发展，并被吸纳进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之中。

材料三 “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当人类的共同敌人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蔓延时一，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首次提出，并在党的十九大报一告中再次强调的重大理念，既来自“天下一家”的中华文化传统，也彰显着一个百年大党的、世界胸怀。习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摘自汉朝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隆庆六年，郡守罗青霄……议征商税，以及贾舶……万历三年，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十七年中丞周案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经自变量有限，而愿贩者多，增到百一十引矣。其征税之规，有水饷、有陆饷、有加增饷。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材料一   元末明初，日本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武装走私、抢掠骚扰。为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禁海令”；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放开朝贡贸易，仍不准民间出海。而后随倭患海禁愈加严格。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和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但仍禁止对日本贸易，私自前往以“通倭”罪处。隆庆开关使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东南沿海海外贸易进入新时期。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明朝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欢迎，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摘编自《闭关锁国》

材料二   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了中书省和丞相。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这些殿阁大学士只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一般来说品级很低，只有五品。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真正出现；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

根据规定，明朝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升降和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由于内阁大学士大都出身翰林，是皇帝的近臣，也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另外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多有师保关系，往往加上三公三孤，投太子三师三少，又负责筵经日讲，这些都构成了与一般朝臣不同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自然要多于其他大臣。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出现了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于江泰《明朝内阁对皇权的制约》等

材料一   

位于西班牙的哥伦布纪念碑，上有“光荣属于哥伦布”“向哥伦布致敬”两行大字

2007年10月，拉美印第安人游行示威，要求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人民抵抗日”，他们把哥伦布塑像披上塑料外套，要求世界重新评价哥伦布。

材料二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