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末明初，日本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武装走私、抢掠骚扰。为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禁海令”；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放开朝贡贸易，仍不准民间出海。而后随倭患海禁愈加严格。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和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但仍禁止对日本贸易，私自前往以“通倭”罪处。隆庆开关使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东南沿海海外贸易进入新时期。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明朝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欢迎，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摘编自《闭关锁国》

材料二   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裁撤了中书省和丞相。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设置了殿阁大学士，这些殿阁大学士只是“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而且一般来说品级很低，只有五品。明成祖时选拔翰林院官员入职文渊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真正出现；明宣宗时内阁拥有了票拟权。

根据规定，明朝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阁臣权力的大小、升降和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由于内阁大学士大都出身翰林，是皇帝的近臣，也是官僚集团中最接近皇帝的人。另外阁臣与皇帝和皇太子多有师保关系，往往加上三公三孤，投太子三师三少，又负责筵经日讲，这些都构成了与一般朝臣不同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皇帝和皇太子的影响自然要多于其他大臣。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出现了专控朝政二十余年的状况，内阁的权力开始与设想有了差别。

——摘编自于江泰《明朝内阁对皇权的制约》等

材料一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必遵从当地习惯。如到印度古里，成交时以拍掌为定，“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到锡兰王居之城，得知该国“崇信释教，尊敬象牛”等情况后，遵其习俗。到爪哇国，了解到爪哇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则用铜钱买易”。不仅如此，郑和团队还把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道里以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等进行详细记载，并相继写成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著作，这为研究当时各国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郑和下西洋，带动了亚非许多国家与明朝进行朝贡和贸易，永乐六年，浡泥（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国王携王后来朝；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率540佘人来朝；甚至远在东非的木骨都束和不剌哇，在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曾三次派遣使节来明朝朝贡等，所有这些来访都受到了明成祖的高规格款待。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1930年，在福建长乐县城南山发现《天妃灵应之记》碑（注：天妃即妈祖）。该碑立于宣德六年（1431年），碑文记述了郑和奉命率领舟师出使西洋的情况。碑文摘要如下：

材料一   明清之际300年，正是新的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之时。明清两朝推行朝贡贸易政策，朝廷对朝贡有严格的规定。明朝规定海外贡使来华的贸易活动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不允许私自交易。1757年，清廷将过去对西方商人的多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这种朝贡贸易关系从16世纪起开始不断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挤压，处于衰落之中。明中后期开海贸易后，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面临着与西方殖民商人的竞争。明清政府对出海贸易的中国商民规定种种限制，削弱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力和防卫能力。当中国商民在海外道受迫害和屠杀时，明清政府漠不关心。这严重助长了西方殖民者的气焰，等于是把世界市场的主动权拱手交给西方殖民势力，导致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地位的衰落。

材料二   随着哥伦布远航美洲，印度洋、太平洋这些远离欧洲人的水域到16世纪成了欧洲人从事殖民和贸易活动的舞台。中国和欧洲是新的世界贸易的两个终端，由这个时代两条最主要的商业航线连接着。绕好望角而来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到达中国，西方国家与中国贸易多经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从西而来。经南美跨越太平洋而来的西班牙人也接踵而至，开通了太平洋丝绸之路。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大帆船，来往于墨西哥与菲律宾马尼拉之间。西班牙从美洲掠夺到大银，用来交换中国丰富的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贸易利润惊人，但却控制在西班牙人手中。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自由贸易的世界大潮的冲击下，以垄断为特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地位急剧下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顺洪等《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郑和西航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十次，历时20多年、最远到达红海海口和北非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郑和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航，原因有以下数点：宋元以来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大为发展，海船建造技术与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海外地理知识日渐丰富；明朝经济经过洪武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到永乐年间已进入极盛，为海外航行创造了物质条件；明太祖时国家初建，主要致力于国内的励精图治，明成祖时则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要求扩大对外关系，以远播声威，招致朝贡。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办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打通对外交流、通商等等，凡与和洋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一   《明史·郑和传》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送）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材料二   1936年，在云南玉溪县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家里发现了《郑和家谱》，记载了郑和出使事迹：“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特选皇廷”；“敕奉差诸官员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又拨宝船六十三只，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所至诸国名：占城国、爪哇国、暹罗国……”；“于诸番国并海外，公干教化诸番王等无不祗顺（恭敬）”；“又乃称和公之德而扬和公之行，可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材料三   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或然也，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   郑和七次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与当地居民公平交易，互通有无，不占别国一寸土地，未掠夺他人一分财富。

——《郑和下西洋——伟大的和平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