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中的夷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中国古代从周朝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化外主义”的治边观，与此相应地也逐渐形成了自秦汉以后“羁縻而治”的治边思想。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礼、仁相结合，构成礼教的基本要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和为贵”,礼教本身也包含着和平主义的特征，儒家所倡导的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邵方《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

材料二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政策简表：

——摘编自陈跃《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