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生平大事年表

材料二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治武功，可谓盛极一时，史称“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百余年间，清王朝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大一统”局面……但是这一时期多方面的发展并没有突破传统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儒家思想体系的框架，因而“康乾盛世只能是中国古代最后的辉煌”。

——摘编自陈定樑、龚玉和《中国海洋开放史》

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2020年11月1日零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正式启动。中外历史上，人口的迁移、流动和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材料一   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为尽快恢复战后新疆经济，清政府实行各种形式的屯田，鼓励内地民众出关屯垦。新疆建省前后，清政府废除民族隔离政策，鼓励内地民众前往天山南北屯垦、经商。道光二十二年，林则徐途经哈密，记道：“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随着大量汉人进入新疆，加上清政府广设义塾、开办学堂，教授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语文，内地语言文化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得到广泛传播。1856年俄国人瓦里汉诺夫到喀什噶尔考察时发现当地维吾尔族“向中国人学到一些艺术和技艺，借用不少词汇，中国的一些建筑、服装、阔绰奢侈的用语和词汇移入当地人的语言中，尤为众多的词汇借用于书面行文中……

——赵海霞《论清代新疆民族迁徙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材料二   排外主义在美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在19世纪末由民间运动发展为一股要求限制移民的政治势力，渗入到美国移民政策中，成为了国家政策。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1897年到1917年，国会又迫于“限制移民联盟”的压力，要求对移民强制进行读写测试，后来这一条也成为了法律。1921年，美国又出台了《1921年移民法》，这部新的移民法规定，除了对移民强制进行读写测试，还对各国每年的移民数额进行限制，即每年各国移民美国的人数是1910年人口普查时该种族在美国人口的3%，这就意味着，之前已受到移民法限制而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的非西欧民族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

——瞿茜、李其荣《论二战前美国移民政策中的排外主义》

材料一

材料二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有贯通其中的历史文化脉系和文化认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如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民族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来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的民族危亡意识。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摘编自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材料一   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三位一体的封建国家政治体制，两汉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古代中国辽阔版图的基本轮廓……形成以“汉”命名的民族共同体。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清朝对边疆地区管理

——摘编《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中华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代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内，先秦时期共有战争661次（此从周平王东迁算起），平均每年约1.2次；秦汉时期有战争682次，平均每年1.6次；魏晋南北朝时战事最多，共有1677次，平均每年有4.6次；而隋唐五代时期，战事亦不少，共1411次；至宋辽金夏，战争只有620次；而元明时期，战争次数亦达千次以上。

——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时空分布》

材料二   自永嘉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约九十万，占当时户政人口的六分之一，以江苏为最多，山东、安徽、四川、陕南、湖北等次之。……换言之，亦即晋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至南方。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