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两百年后其政治思想备受推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曾将《明夷待访录》“节钞”送人。革命党人陈天华认为，《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该书中的《原君》《原臣》也曾被用作兴中会的宣传品。

民国时期，梁启超反思说：“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比附之言，传播既广……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

评析清末民初关于黄宗羲的“记忆复兴”这一现象。

材料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