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材料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理大量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

——摘编自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材料   当然，西方文明并非没有优点。对于这些优点，中国人总归是要学习、研究、接受和吸纳的。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其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以及在法律的规范下使个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个人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有效机制。……衡量一个文明是否底蕴深厚，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是否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不妨把文明看作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或一个长时段的有机结构。不吐故纳新，不因时因势地变革、更新、创造、发展，便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

——摘编自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张岱生平（部分）

材料二：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为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节选自张岱《自为墓志铭》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裔作家普鲁塔克（约46-120年），有一本传之久远的传记史学著作《名人合传》。在书中普鲁塔克通常用一个相同的题目，将一对有相似历史业绩的希腊、罗马名人进行联系记述，如"创基开国者"一篇，记载了雅典城的建立者忒休斯，和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法律制定者"一篇，记载了为斯巴达制定婚姻、教育、政体等规范的吕库古，和为罗马整顿宗教、历法、家庭等规范的努马。"继往开来者"一篇记载了终结希腊城邦混战并引入东方专制统治的亚历山大，和终结罗马贵族共和制并奠定罗马帝国根基的凯撒。

最后，普鲁塔克还会再加上对这二人品行或功绩的评价，他既关注他们的相似功绩，也留意他们的差别和造就差别的原因。

——摘编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材料　　据文献记载，明朝时两个朝鲜人在中国相约去买书，甲：“我们到书市买文书去。”乙：“买什么书？”甲：“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乙：“买《四书》《五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买那些通俗读物干嘛？”甲：“《西游记》热闹，好看解闷。”学者朱舜水侨居安南时问安南某官员：“尊府古书多否？”答曰：“少少足备观览。”他又问：“《通鉴纲目》《前后汉》《廿一史》《史记》《文献通考》《纪事本末》《潜确类书》《焚书》《藏书》（李贽著）及《古文奇赏》《鸿藻》等书。”答云：“俱有，唯《鸿藻》无有。”

——摘编自［朝鲜］崔世珍《朴通事谚解》、［明］朱舜水《安南供役记事》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