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5年到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当时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约1.2亿元，比甲午战争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150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
——摘编自庄鸿铸《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二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上衣、食、住、行等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利用市场空白和时间差，乡镇企业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其产品档次不高，技术也不先进，但其市场销售却相当红火，自然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益强化的买方市场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
——摘编自侯爱琴《乡镇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及若干对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次“创业热”产生的社会背景。(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乡镇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材料一 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或许是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仅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确切地说，他们是对坚船利炮感兴趣，他们始终坚信在纲常礼教方面，西方不如中国，从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一批又一批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从理论进入实践阶段。19世纪末， “中体西用”思想走到了尽头，然而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
——摘编自纪锋《略论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变迁》
材料二 所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它们不仅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学习的必然结果，而且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些形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思潮，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烙印，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摘编自马艺铭《浅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理论进入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并用史实解释“19世纪末，‘中体西用’思想走到尽头”。(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近代中国先后出现的社会思潮，并说明其共同特点。
材料一 元代，广东制造的“广船”多为海舶，其有数百人居其上，“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舶上的房室多则有百间以上者，这些海舶来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间。进入明代，“凡舟车之制，曰黄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转漕于海；曰浅船，以转漕于河；曰马船、曰风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备倭船、曰战船，以御寇贼”。嘉靖之后，船体较大的海舶，鲜有出现。明人说既然“不能走海，则不作大糟”。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通东西航线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接踵而来。南洋各国对中国的传统朝贡贸易，几乎停止了。
——摘编自叶显恩《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材料二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建了福建船政局。这两处近代工厂的创建结束了中国没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化大机器生产的历史。江南制造局的技术设备主要源自赴美国购买当时属于较先进的全新设备一万多台套。福建船政局委托法国人招请一批外国技术人员，进行船厂设计、组织基建、由法国进口成套设备并由他们安装。西方在1850年开始盛行铁木混合结构船，也称铁肋船，船政局在1876年就着手制造铁肋船。西方在1860年开始盛行钢质船，而船政局第1艘钢质船则始建于1886年。这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在编入北洋海军序列后改名为“平远”。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发行的西方科学专著，广为流行，为嗣后中国开办的新式学堂用作教科书，影响很大。
——摘编自席龙飞顿贺《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造船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明时期广东造船业的变化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中国造船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发展的积极影响。
| 记载 | 史料来源 |
| 十八日与倭接仗，昌上望台（舰桥）督战，为倭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昌左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烧，虽经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 | 丁汝昌向李鸿章递交的海战报告 |
| “立于飞桥之前方者为提督……彼等不能在此久立，因桥非稳固之建筑。桥下之大炮开火时，桥将毁碎。”“盖刘（步蟾）已令发炮”，而丁等正“立于飞桥，正在炮上之部分也”，舰桥塌落，“丁提督则堕压创甚” | 发表于1929年的定远号参战人员英国人泰莱的回忆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 |
| A．史料本身是复杂的，必须加以审慎甄别与实地考证 |
| B．丁汝昌意在渲染个人的抗敌精神，其报告不足为信 |
| C．泰莱回忆录的发表晚于丁汝昌的海战报告，其可信度相对较低 |
| D．史料出入较大，均不能作为研究丁汝昌负伤问题的第一手史料 |
材料一 从进入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洋防务就开始停滞不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摘编自叶赫那拉·煜麟《清朝的海防思想》
材料二 日本侵台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李鸿章在这场国防战略的大讨论中，尖锐地指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故他同意加强海防，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这种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疆转移到东南海疆的举措，是封建国防观念向近代国防观念的一个重大转变，而海防与塞防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转变的开端。
——摘编自孙占元《论清政府筹办海防》
材料三 台湾首抚刘铭传在保卫和开发台湾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海防和海洋军事建设，先后兴办台湾军器局、军械所、火药局、水雷局等，以解决台地兵器修理和制造的难题，并于台、澎海口要隘之处修筑近代化炮台，配备新式的阿马士敦后膛炮及各种水雷；另一方面则“与敌争利”，从海洋经济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开发台湾岛。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的同时，先后定购和集资购买了8艘轮船，开办轮船公司，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有时亦航往吕宋、西贡、新加坡等地。为与列强争夺海洋利权，刘铭传不仅苦心经营台湾航运，而且积极建造台湾铁路，创设台湾邮政局，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线，敷设从台湾至大陆的海底电缆。从开辟海上运输、海上邮政，到建设台湾铁路、铺设海底电缆。
——何瑜《从台湾问题看清代海权意识的觉醒》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分析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
(2)材料二中李鸿章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场讨论的背景和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清朝的海权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