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5年到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当时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约1.2亿元，比甲午战争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150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民族工业在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
——摘编自庄鸿铸《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材料二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联户办和户办企业更是大批量诞生。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4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从业人数平均每年增长20.8%，总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4%。乡镇企业爆发性增长出乎决策者预料。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萧冬连《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上衣、食、住、行等人们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极其缺乏，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利用市场空白和时间差，乡镇企业因陋就简，甚至土法上马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其产品档次不高，技术也不先进，但其市场销售却相当红火，自然其发展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益强化的买方市场导致乡镇企业发展开始陷入困境。
——摘编自侯爱琴《乡镇企业发展的障碍因素分析及若干对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次“创业热”产生的社会背景。(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我国乡镇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的朝廷势力和地方实力派的汉族士绅都认识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逐渐改变了对西方的政策，采取了现实的“承认主义”，迈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清朝的传统政治结构存在着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不足和不能有效地发挥现代化领导力量，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启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起步缓慢，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很难走上真正的现代化之路：清朝取消“策问”考试，严重阻碍了知识分子知识的增长、精神的独立。“中国吃大亏的重要原因是固有文化有很强的排他性，它也吸收外来文化……但是已经固化为社会制度的三纲六纪，外来文化只能融化在这个大框架下，成为添绿加彩的枝叶”。
——摘编自余海翔《浅谈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材料二 通过“拿来主义”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美国是由英国的殖民地发展而来的，有了可供效仿的对象，更有殖民时期形成的一定的工业基础。独立战争后，政治上的独立只是在束缚其发展的链条上打开了薄弱的一环，英国不允许殖民地拥有自己的经济，于是经济独立的革命呼之欲出。美国是在不断探寻合群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形成勇于探索乐于接受一般事实的平实态度。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一生从事一种工作，当人不可能被专业化时，机器的专业化就成为时代所需，这就是惠特尼“通用制”通过“拿来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工业革命的开展，美国抓住时机大量“拿来”移民和资本，经济的发展迫切地需要法律的调节，新的法律体制取材于英国的传统法律，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之与新社会相适应。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不妨学学美国的“拿来主义”。
——摘编自王莹《美国的“拿来主义”与早期工业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承认主义”的特点和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洋务派的“承认主义”相比，指出美国“拿来主义”所具备的优势，并简要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末，严复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蔡元培在《自题摄影版》中云“山阴蔡元培……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可见他也接受了“自由”的观念。……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已有“教授治校”的构想，从1917年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到1919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逐渐完善。
制度规定，评议会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教授中选出，每五名选一名；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聘任与辞退”“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等等。各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和讲师均为会员，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学方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实行教授治校，就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反抗校长独断专行，彻底改变官僚衙门的作风……在校外，它亦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政治派系势力对学校的侵入和控制。蔡元培在思想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所做的贡献，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界达到高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沈红梅《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举措，并对其举措进行评析。
材料 海外学者在写作风格上运用西方史学叙事传统，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面对大众群体进行历史写作，以丰富的细节、具体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为案例，采用多重视角展示晚清时期的中国，使其著作兼具学术深度和通俗易懂。他们引入外文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扩大了史料范围。随着西方史学思潮及时代、学术背景的变化，西方史学界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晚清史。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在对海外晚清史著作引进之时要注意区分其存在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学者有必要利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多领域联合推动晚清史研究。中国学者更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基本盘”上，凝练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提高相关话语权。
——摘编自张德明《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的视角、特点及局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可供借鉴之处。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
荷兰地区的风俗画形成于15、16世纪之交，受到人们的喜爱。康坦·马西斯为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他开创了尼德兰风景画家与人物画穿联合创作的先例。昆丁·马西斯本来也是一位宗教画家，后来才慢慢转向风俗画，而这幅《银钱兑换商夫妇》则被美术史家称誉为 “开辟了近代美术猫绘日常生活的先河”。《银钱兑换商夫妇》描绘的是安特卫普出现的金融 业务的最早商业形式——钱铺，它是银行的雏形。画中这一对夫妇，男的是钱铺掌柜，他正在用戥子称金银，女人悠闲地翻着画册，眼睛却注意着丈夫的活动，这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桌面上有一面凸镜，镜内照出这个房间长方形的窗子，透过窗户还可以看见街上的房子与树林。
该图有多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左图）是尼德兰杰出的画家马西斯创作于1514年的作品，题为《银线兑换商夫妇》，而另一幅（右图）只是该图的变体画而已，其作者估计是另一位尼德兰画家马林努斯·凡·罗棉斯瓦莱，所谓变体画，是指画家对同一画题，用不同的构图、表现方式加以处理的作品，除最先或最主要的一幅外，具余的都可称作变体画、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代，变体画的大量涌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摘编自伊丽达等编著《图说西方绘画艺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尼德兰风俗画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解读《银钱兑换商夫妇》。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 全球南方是指经历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
全球南方国家共有殖民化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历史记忆，它们“遭遇”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彻底否定了殖民扩张的合法性，全球南方的前身“第三世界”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追求独立并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
全球南方的浮现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追求战略自主，其立场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拒绝参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与孤立。诞生于“万隆时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组织仍然存续，一些新的磋商机制也在不断产生与拓展。这些国家试图充当整合南北政策的桥梁角色，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明国家身份。可以说全球南方的浮现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处于不断演进之中。
——摘编自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全球南方”浮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全球南方”浮现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原则。
材料一 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或许是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仅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确切地说，他们是对坚船利炮感兴趣，他们始终坚信在纲常礼教方面，西方不如中国，从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一批又一批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从理论进入实践阶段。19世纪末， “中体西用”思想走到了尽头，然而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
——摘编自纪锋《略论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变迁》
材料二 所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它们不仅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学习的必然结果，而且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些形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思潮，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烙印，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摘编自马艺铭《浅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理论进入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并用史实解释“19世纪末，‘中体西用’思想走到尽头”。(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近代中国先后出现的社会思潮，并说明其共同特点。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邦德国针对通讯、邮政、铁路等国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集中进行私有化。这类国有企业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任务，盈利能力较差，很多长期以来都享受着公共财政的补贴。在此次私有化过程中，德国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如铁路、邮政等），政府对供进行改组上市，并逐步减少政府的持股比例；对于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和不动产，政府主要采取直接出卖或拍卖的方法。尽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很多国企降低了政府的持股比例，但仍保留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国有企业在德国经济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郎昆、冯俊新《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制，这在当时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但是，由于承包制没有触及企业的基本产权制度，且本身还存在着“短期行为”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无法适应国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使得承包制难以为继。中共十四大后，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的逐步推进，改制上市迅速成为这个时期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放小”同“抓大”一样，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1997年上半年，实行民营化的国有中小企业已占国有中小企业总数的50%以上。
——摘编自剧锦文《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与重组的变奏》
材料三 国企改革的肇始和四十余年的流变，也是中国经济向市场化探索、实践乃至形成中国特色模式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都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摘编自贺佳雯《渐进的国企改革》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联邦德国国企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和联邦德国国企改革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国企改革，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