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末，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需要扩大帝国版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输出资本和转移社会矛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使英国能以新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扩张。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大力推崇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主张抛弃重商主 义、推广自由贸易，但认为殖民地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此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也提出了类似请愿书。19世纪上半期，随着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 论被英国政治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自由贸易与殖民占领一起成为了英帝国扩张和管理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以来，纺织业虽然仍为英国的支柱工业，但其发展滞缓；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以猛烈的势头发展。二战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与文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验。
——摘编自卢玲玲《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
材料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此后，截至2022年底，全国先后共设立了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2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共有28个建设方案，总计推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在改革试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涉及国家 安全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国一直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统 计，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的自贸区(港),2021年实现进出口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 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贡献了全国进出口额的17.3%。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改革经验，从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海关普遍推行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 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1/3,而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了21个成员国达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 图》。2016年，G20 杭州峰会推动达成《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2017年世贸组织发起投资便利 化倡议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并谈谈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贩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材料三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当年6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1996 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1997年9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1999年9 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07 年9月底，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 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摘编自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工业革命前后英国人才所面临的社会环境。(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识，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争夺国际科技人才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 东方学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以亚洲和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有了重要发展。1873年，首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巴黎召开，并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在其影响下，德、法、俄等国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东方学研究机构，而英国政府在一战形势危急、财政困顿的1917年，也筹建起耗资不菲的东方研究学院。一战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东方学都进入黄金时期。
二战后，东方学的发展出现新变化。1960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第25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尽可能多地邀请“东方”学者参会，又额外申请了10万卢比，用于邀请来自亚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会议快结束时，美国曾申请下一届会议的主办权，由于苏联的干预并未如愿。双方妥协的结果是由印度承办。1964年，第26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主题为“人的尊严、人类友好和世界团结”，试图代表“东方”国家发声。1967年，美国如愿在安娜堡举办了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由于官方以及私人机构的强大财力投入，与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该会议使美国的区域研究范式逐渐占领主要学术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东方”研究的学术话语。新范式强调跨学科研究，更加关注目标地区的“当下”问题。
1973年，第29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决定放弃这个备受争议的名字，正式更名为“亚洲和北非人类科学国际大会”。
——摘编自张扬《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东方学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方学出现新变化的原因。
材料— 19世纪中后期，铁路被引入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国的铁路权被瓜分殆尽。据统计，至1911年，在中国已建成的9200多公里铁路中，有8305.7公里铁路为西方列强所直接经营或控制经营；到1937年，已建成22000多公里的铁路中，有19070公里铁路为西方列强所直接经营或控制经营。此外，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的标准不一，导致中国运用的机车来源国家多，制造厂家多，车型种类多，被戏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
——摘编自龚云《铁路史话》
材料二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
| 时间 | 1990-2003年 | 2012-2015年 | 2015年至今 |
| 阶段 | 初步探索 | 出国门 | 向成为全球引领者行进 |
| 标志性事件 | 1990年底完成《京沪高速铁路方案构想报告》 | 2014年7月我国在一些中国铁建总高铁承包的土耳域已经处于其安伊高铁二期正式通车。 | 我国在一些高铁技术领域已经处于国际一流水平。加大投入、认识不足，以求在未来引领全球高铁装备行业发展。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被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相比，当代中国高铁建设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2)分析明清社会生活“因循”与“躁动”并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