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
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至明代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958年戴高乐上台后，提出经济上、政治上以及防务上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戴高乐强调“由于事实和理智的影响日益增强，法兰西共和国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即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和敌视。1963年年底，周恩来接见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时指出：“莫斯科三国（美、英、苏）部分禁核试验条约，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
——摘编自李军、周小军《中法建交背景及原因浅析》
材料二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公布关于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法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甚感震惊，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由美国国务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遗憾”。而戴高乐则于1964年1月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非常自信地说：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如实地承认世界，相信某些国家的政府迟早会仿效法国。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法建交前两国面临的共同处境及中法建交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法建交的重大国际意义。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加强“改土归流”地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地方自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绅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探索乡村治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18世纪末，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需要扩大帝国版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输出资本和转移社会矛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使英国能以新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扩张。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大力推崇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主张抛弃重商主 义、推广自由贸易，但认为殖民地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此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也提出了类似请愿书。19世纪上半期，随着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 论被英国政治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自由贸易与殖民占领一起成为了英帝国扩张和管理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以来，纺织业虽然仍为英国的支柱工业，但其发展滞缓；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以猛烈的势头发展。二战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与文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验。
——摘编自卢玲玲《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
材料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此后，截至2022年底，全国先后共设立了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2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共有28个建设方案，总计推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在改革试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涉及国家 安全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国一直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统 计，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的自贸区(港),2021年实现进出口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 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贡献了全国进出口额的17.3%。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改革经验，从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海关普遍推行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 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1/3,而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了21个成员国达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 图》。2016年，G20 杭州峰会推动达成《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2017年世贸组织发起投资便利 化倡议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背景，并谈谈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材料 1958年戴高乐重返法国政坛之时，开始酝酿对苏缓和的长期规划。此时的苏联，“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的框架下，积极在西方国家中寻找“特殊”对话者。1958年初，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旨在“削弱法国与北约联系的纽带，加强法国从美国获取更大独立自主权的政治倾向。”苏联表示与戴高乐的“定期接触”可能会促进法苏缓和，钳制法美关系。同时，戴高乐进一步向在巴黎的苏联外交官阐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构想，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该表述。
第二次柏林危机可被视作法苏关系缓和的障碍和契机。1959年至1960年，两国间出现了短暂“缓和”的迹象。然而，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失败，法苏间的“缓和”被苏联证明是一场错觉。苏联意识到，只要美国参与其中，法国就会为了维护其盟友的利益限制自身的判断和行动自由。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苏联强烈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因为苏联此前对法国的期待和盘算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回报。
——摘编自宋雪《“缓和”的错觉——再议1958—1960年的法苏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苏关系缓和成为“错觉”的原因。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武帝与唐太宗“罪己诏”发布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汉至清“罪己诏”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贩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材料三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当年6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1996 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1997年9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1999年9 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07 年9月底，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 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摘编自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社会救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一 16世纪，一个旅行者在小镇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在贵族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茁壮成长起来。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布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苏格兰和挪威的自治市和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分析16世纪欧洲市镇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特点，并指出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繁荣的市镇经济为什么推动不了社会的转型。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从晚明到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