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积淀的精华。自古至今，法律都起着保障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材料一   《唐律疏议·名例》在其开篇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春秋阴阳相须而成者也。”从概念上讲，“德礼”是儒家的，“刑罚”是法家的，“昏晓春秋阴阳”是道家的，诸多思想在国家法典中融为一体，自西汉以降中国法律发展到唐代逐渐“臻于完善”，并成为影响整个儒家文化圈的法律原理结构（如下图示）。中华法系强调效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有趣的是，罗马法系也多次出现“自然界”一词，这似乎提醒我们，两者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

——《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系的原理及哲学》

材料二   《十二铜表法》以习惯法为基础，有原始的同态复仇等条款，这是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说：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蒙古人带有原始草原部落的传统入主中原，因此元朝法律还有，子殴死杀父仇人，不但无罪，还能得到仇家五十两丧葬费的赔偿。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三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材料一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材料二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三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五号主席令》

材料一 公元1500年，伦敦的人口不过5万，1600年人口增至20万，1700年增至70万。1800年英国本土人口加上移民约为2000万，人口快速增长。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代保证家庭稳定生育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英国由于人口增长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轻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满足工业革命的需求。英国的工业发明者大多是一线年轻工人，要是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谋生，是不可能有机会做出发明的。有大量的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而这又是人口压力遏出来的。人口压力遏出了英国工业革命。

——摘编自《大国崛起与现代化》

材料二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无计划生育促成第一次人口生育高潮的到来，面对生育高潮，政府逐步转向节制生育。后来，由于对马寅初控制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使得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新的生育高峰，从而导致国家正式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提出并全面阐述。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公开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由此在全国掀起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高潮，计划生育由地方城市全面铺开到城乡全体。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

——摘编自《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等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

材料一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菲”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

材料一   宋代的基层政治运作是由维护治安的弓手和土兵，以及执行的胥吏和担任职役的民户，共同操作实际业务，他们一方面要奉行朝廷的命令，以伸展中央统治权。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社会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群体，有时为了维护自身或地方利益，会联合权势之家对官府施压，影响地方施政。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常要籍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又相互竞争，总为此后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

——摘编自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材料二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乡村形成了庄园与村社的共同体组织，他们自主制定规则、有效执行规则和开展自我管理，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非常高，地方管理者必须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共同体内部“一切经过法庭”既是观念，也是实践，即便是领主与佃农之间的纷争也需要经过法庭并遵从法庭判决。济重扶弱的互助现念成为共同体内部的广泛共识，村民按照财产多寡分摊政府税款，并制定了庄稼收割后穷人和妇女优先检拾麦穗的村法规约。这样的村庄共同体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地域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共同担当，共国抵御的集体意识。

——摘编自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