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图书出版市场形成的原因及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出版图书的背景及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
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提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等观点。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提出“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点。
(1)概括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材料二 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这些法律渗透着“敬天保民”的理念。春秋时期，“铸刑书”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成文法的诞生。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唐高宗时，以儒经解释历代律文，撰成《唐律疏议》，曾经被儒家经典记载或讨论过的，靠着道德自律和乡里组织调解的各种风俗习惯，都一一披上法律的盛装，闪烁着王法的威严。在唐律律文及疏议中涉及的与不孝相关的条款有107条，占全部条款的21％左右。历代王朝大多以其为蓝本创制法律。它标志着神化皇权、德刑并重、礼法教化的中华法系确立。明清继续“以经注法”，以唐律为蓝本的《大明律》，开创律例合编体例。沿袭《大明律》制定《大清律例》，这些一度纳入科考，儒士常以国律教化乡里，约束民众。
材料三 6世纪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民法大全》是古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也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重申了“法律至上”的罗马法精神。1688年后英国又逐步形成“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法官地位突出，判案遵循先例，也可对先例作出新解释，也称为“法官制定的法律”。美国、加拿大等纷纷仿效，形成“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颁布《法国民法典》，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强调宪法的根本地位。融入了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理性平等”等成果，形成“大陆法系”。
纵观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法律思想，其具体制度设计上颇具差异，但无一例外的彰显了对个人本位个人价值的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观念仍然是西方社会法治的价值基础。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
材料一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问世。他认为所有这些简化和便利了工作的机械发明，本质上是源于分工。约翰·温奇库姆建立了一个作坊（1564年），200名织工集中在一间又长又宽的屋子里，使用200架织机，200名学徒帮忙，100名妇女梳理羊毛，200名少女运转线杆的纺车。捡选羊毛的工作由150名儿童来完成。呢绒一经织成，即交到50名剪毛工人和80名整理工人手里。这个作坊还有一个雇佣20名工人的漂洗作坊和一个雇佣40名工人的染坊。监督者的作用就是使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合理化”。这一过程包括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想方设法去考核每一单位的投入产出，以及如何有效的进行要素组合，其结果是鼓励了技术创新，导致了组织创新。
——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福雷德里克·泰勒出生于宾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其“科学管理”方法出现在美国不是偶然的。他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工序，然后对每一个工序中工人的劳动动作和时间进行研究，进而根据专门化的原则设计工人的动作和机器的功能。智力被驱逐出了车间和工厂，在那儿只留下没有大脑的臂膀和适应钢铁装置的肌肉装置。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出版，尽管泰勒制受到劳工组织的反对，但是仍然被迅速推广开来。
材料三 1979年，全世界有1万台工业机器人，其中3000台在美国，法国有150台。
“合并者”是一种焊接机器人，它样子像一只螳螂。它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他腾空机器，而后归位，为下一个汽车做准备、它一小时能经手110辆汽车，它永不疲劳，它永不抗议，它永不缺勤……当然，它也不买车……
——叙述者为一名法国汽车制造厂的工人
(1)概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科学管理原理》两部著作的问世背景，归纳斯密与泰勒关于生产管理理论的相同之处。
(2)依据上述三则材料，对“劳动中的人”的变化进行解读。
任何时代的史学现象、史学成果，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的影响。
材料一
时期 | 史学成果举例 |
| 两汉时期 |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中国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后人评论“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东汉班固著《汉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体裁 |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出现撰写朝代史的盛况；有关北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多；家传、谱牒受到普遍关注；佛教史著作也有新的发展 |
| 隋唐时期 | 正式设立史馆，聚集史官修撰前朝史和国史，以宰相负责监修。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八部产生于盛唐时期。还出现了几部反映盛大王朝地理风貌的全国地理总志；地方史、民族史、传记等获得新发展；在史家修养方面，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 |
| 辽宋夏金元时期 |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部体裁不同的通史著作，把中国古代的通史撰述推向高峰；元末修撰了宋、辽、金三史 |
| 明清时期（1840年前） | 李贽著《藏书》，以“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批判精神，写出“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史学评论，并指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论，史家修养体系更加完备 |
| 清代后期 （1840年—1911年） | 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思潮兴起，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是传播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在史学撰述上更加关注边疆史地、外国史地、中外关系，以及欧美革命史的引入 |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原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1)阅读材料一，任选两个历史时期，分析其史学成果出现的历史背景。
(2)阅读材料二，概括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哪些基本观点。任选中外历史上的一个史事（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运用这些观点对其进行解释。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
材料一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争论。1919年7月，《每周评论》发表了胡适撰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宣传实用主义哲学，否认真理的普遍性，认为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以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说，反对社会革命论，宣扬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并不矛盾，提倡阶级竞争说。“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经济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解决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便迎刃而解。
材料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满足人民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需求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8年底，全国有近9亿人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4500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
(1)依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社会改造问题”争论的焦点。结合所学，概述这一争论出现的历史背景。(2)阅读材料二，运用唯物史观，简要评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
材料 1602年，传教士利玛窦携带地理学家奥特里乌斯绘制的欧洲地图来华，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提供了长江、黄河、长城等详细的明朝地理资料，并与利玛窦协作绘成现存最早的中文彩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以木版刻印出版。此图按万历皇帝授意，以中国版图为中心，展现了世界整体的轮廓。依据经纬度绘制椭圆横版地图，全图标注世界1114个地名，绘有五大洲（当时澳洲还未被发现）、四大洋，附注各国地理志异，绘有风俗禽兽，四方各置“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月食图”等。1608年，万历皇帝下令临摹12份传世，原本随葬明定陵。至晚明，该图已被官员、士人当做奇巧之物。清代士大夫质疑大西洋“荒渺莫考”，认为“夫人顶天立地……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无人着意于此图的技法和价值。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派姚莹询问中英、中俄之间的距离、方位时，《坤舆万国全图》就藏在深宫之中。2014年，地理学家郝晓光绘制的竖版世界地图公开出版发行，克服了传统横版地图不适合表达南北半球地理关系的缺陷，用多元和多角度的方式，全面客观展现世界的地理关系。同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期间，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赠送的礼物，正是奥特里乌斯绘制的地图。此时，欧美也开始采用郝晓光竖版地图，并纷纷效仿绘制。从利玛窦到郝晓光，“西方—东方”“东方—西方”的轮回走了400多年。
——摘编自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坤舆万国全图》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今两版中文世界地图的现实价值。
材料一 “大历史”（big history）是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由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大历史”研究的出现，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首先，精密计时革命、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以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等为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后冷战时代的趋势也有利于“大历史”研究的出现，比如全球化与环境保护等。与此同时，“大历史”研究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如仅凭现代科学知识能够建构令人信服的宇宙史吗？对历史学家而言，以如此巨大的时间段来探究过去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大历史”研究能否成为一个明确的史学研究类型，还有待于在时间中去检验。
材料二
| “大历史”研究的代表著作： 《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著） 目录（节选） 第1章宇宙、恒星和新化学元素 第3章生命的出现 第7章农耕文明时代的非洲-欧亚大陆 第10章迈向现代革命 第13章未来的历史 |
材料三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的内在关联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而生……“大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它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包括“大历史”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述我国“大历史观”产生的背景。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立法机关；边区（省）、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各根据地在创立发展过程中，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等等。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广大军民救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保护妇女的社会权益，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制定社会保险政策；拥军优属，抚恤烈士遗属和因公致伤、致残人员；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1)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背景。(2)依据材料，概述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措施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