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一书由40位受访者的口述集结而成。60岁以上老人记忆最深的是生产队里集体劳作清贫生活，直至20世纪80年代实行土地承包，生活才有所好转，但吃救济粮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书中“70后”到“90 后”的受访者讲述的主题变成了读书求学、进城打工、回乡创业。由此可见（     ）
①口述史料是来自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回忆                            
②口述史料往往带有个人主观成分，需要甄别
③该口述史料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背景下普通人的经历
④该口述史料准确反映出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整体风貌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 . 开罗埃及博物馆保存了一尊男性石像。该雕像出土于埃及卡纳克地区，其头部为希腊式样， 但站立姿势和衣服却是埃及式样。该雕像（     ）

A．是埃及文化领先世界的最佳证明

B．体现了古代战争对埃及文化的破坏

C．是研究东西文化交融的一手史料

D．是研究塞琉古王国文化的原始资料

3 .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周代青铜礼器——堇鼎，其上铭文大意为： “‘堇’奉燕侯之命，到都城向召公奉献食物，召公赏钱给堇，堇用这些钱铸造了该鼎。”此铭文佐证了《史记索隐》中记载： “召公奭受封于燕，但本人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可说明（     ）

A．周初分封制度尚未完善	B．《史记索隐》抄袭了堇鼎铭文
C．血缘宗法制度完全确立	D．史料互证利于还原历史真相

4 .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考证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

(1)根据材料一，概述邵维正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举例说明邵维正考证过程使用的史料类型及辨析考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