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实践相对有限，但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55 年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1949~1954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国家仅仅有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4个国家，而到1959年底，尼泊尔等1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 1965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建国初期18个增加到49个……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摘编自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制定内外战略策略最根本的依据。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体现，国际交往主要是以合作为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江泽民则强调“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中国“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积极作用，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关键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方向”。

——摘编自张涛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选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