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敦煌郡，并在郡城西面设置玉门关和阳关，扼守河西的大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地区，带来先进农耕工具和技术，推动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敦煌城东南鸣沙山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所佛窟。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日渐兴盛。隋唐时期的敦煌，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汇聚不同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掀起兴建石窟的高潮，一些大家族也争先开凿“家窟”。到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有一千多所窟龛，汇集了众多精美壁画、造像，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摘编整理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材料二 19世纪末，一大批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这些藏品现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撰写五卷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摘编整理自《敦煌藏经洞·传奇继续》
材料三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欧美18家博物馆联合签署《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
(1)根据材料一概括敦煌莫高窟成为文化艺术宝库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的活动。
(3)根据材料三谈谈你对宣言的看法。
材料一
——摘自徐继畲《瀛寰志略》所载地球图（局部）
材料二 康有为曾说，见《瀛寰志略》后才“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也称：“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
——摘编自岳亮《 <瀛寰志略>：在中国发现世界》
材料三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事务。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轮船招商局设立于1872年。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纵有对他们的批评，也并不苛刻，可是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瀛寰志略》的创作背景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场“自强运动”的历史意义，并指出“无从达到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
材料一 1863年，苏州、常州克复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因"吴中漕赋，苏、松、太最重"，奏请减轻苏州等地的粮赋定额。1864年，曾国藩下令在各地设置“劝农局”，指出洋务与垦务互为表里，就“大乱之后”的国情看，“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如地方官玩视农政，仰即密禀本部堂，以便惩一儆百”。号令发出后，流亡之户闻风归耕者络绎而来。之后，各荒废省区便先后拟定垦荒章程，如安徽巡抚唐训方上任后就颁布《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
——摘编自王继平《曾国藩研究》
材料二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规定公有荒地垦竣后，垦民将无偿获得土地所有权。由此，江西难民移垦运动迅速开展。到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取消了垦民土地所有权，仅规定有土地耕作权。江西除了由省垦务处主办的61个省营垦场外，农林部垦务总局还在江西安福设立国营垦区1处，辖9个垦场。此外，江西还成立民营垦场125个。随着垦民的增多，地方政府为了能对垦民抽丁派款，将垦民编入了地方保甲系统，各地垦民纷纷迁徙而来。许多垦场管理员，挪用垦殖资金，与垦民关系紧张，省垦殖处对此处置不力，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到1945年，江西省垦务处所辖垦场仅剩垦民1万余人，到1946年，减至5000余人。
——摘编自高凯等《中国灾害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动垦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西难民移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衰退的成因。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阅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维新前后士人西书阅读出现变化的原因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