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吉林机器局，又称为“东局子”，是东北第一家近代化工厂。其旧址位于吉林市昌邑区松江东路11号。19世纪70年代末，中俄两国因交收伊犁问题关系日趋紧张，东北边疆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于1880年委派钦差大臣吴大澄前往吉林帮办防务。由于当时东北地区所需的军火都由内地调拨，一有战事很难应急，且“道远费繁，终非长策”。1881年，吴大澄奏请清政府在吉林省城兴建工厂制造军火，清政府于当年允准，吉林机器局遂于1881年开始筹办，1883建成并正式生产。机器局的设备先进，种类齐全，并且配套有附属学校。机器局在当时拥有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生产了大量新式弹药。1900年，机器局毁于战火。2007年6月，机器局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吉林市政府已在机器局旧址建立了工业博物馆，原来的工业建筑遗存得以保护并有了新的功能。
——摘编自孙华、李业巍：《从档案史料看吉林机器制造局的兴衰及其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吉林机器局得以创办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吉林机器制造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
材料 汉阳铁厂于1891年8月开始兴建，1894年6月28日开炉。 开工之初，汉阳铁厂生产不畅，1895年仅生产铁4360吨、钢680吨。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廷财政困难，提出招商承办。汉阳铁厂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官督商办后，为解决燃料和钢质量问题，汉阳铁厂决定改采江西萍乡煤矿，并改造和扩建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于1907年改造完成，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长，除向芦汉、正太等铁路提供钢轨外，还向美国、日本和南洋群岛出口产品。1915年，汉阳铁厂从德国引进1座日产生铁250吨的高炉（4号高炉），并于1917年建成。一战期间生产最忙碌时，汉阳铁厂开日产250吨高炉2座、日产100吨高炉2座、容积30吨平炉7座，每日约产生铁700吨、钢200吨。 1917年汉阳铁厂铁钢达最高产量，合计192582吨。一战后，钢铁价格剧跌，国内军阀混战，汉阳铁厂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921年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致使近5万吨钢轨报废，炼钢、炼铁先后停炉，至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何太平《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钢厂—中国近代钢铁工业蹒跚学步》
(1)根据材料，指出汉阳铁厂的发展历程。(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阳铁厂最终“全部停产”。
材料一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洋务企业及民族工业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就中国而言，自19世纪中叶现代经济开始发展以来，也有明显的双元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920年代雷默（C.F.Remer）已经指出，他把距离铁路、大河两天行程以内，而便于对外贸易的地区称为外层中国（Exterior China），把该范围以外的地区称为内层中国（Interior China），他认为两个中国宛如两个经济单元。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1)结合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三幅历史地图所涉及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外层中国”的大致范围及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 梁济之问——世界会好吗？
●梁济（1858～1918年），清末举人，他的思想遵循着传统儒学内圣外王模式，但又深受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他主张在维护现有秩序下，通过吸收西方文化，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梁济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他创办《启蒙画报》等报刊，捐款兴办新式学堂，为民间戏剧撰写歌词，采用通俗方式启发民智；任职期间积极兴办工艺工厂，采用机器生产。辛亥革命后，梁济的思想是复杂的，虽对清廷不满，但深受忠君死节观念的影响。面对当时中国的内忧外患，梁济再次失望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兵祸蔓延、人民苦穷的现状，于民国七年冬天的清晨在积水潭身亡，留下“世界会好吗？”的遗言，这被称为梁济之问。
——摘编自李新国《清末民初京津地区中下层士绅的心路历程（1860～1920）》
●梁济，一亡清之部员耳，以世受国思，情深故主，毅然投水以死，死固得其所矣。顾梁氏所以不死于清帝逊国之时，又不死于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延至今日始死，岂不太晚？意者，梁民之不速死，盖犹有希望耳自欧战告终，德皇逊位，奥匈俄等，将尽变为共和国，则二十世纪中国不容有君主之政体矣。梁氏默察伤，势穷望绝，乃不得不死欺。
——摘编自1918年《申报——自由谈》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世风沉沦与社会失范，梁济选择了有计划地殉清，希望以此种方式实现生命超越，唤醒世人觉知。他们通过以死抗争之举来体现强烈的国家意识，希望通过重新找寻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来规范社会行为，拯救世风人心。
——摘编自王志通《为国身死》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概括说明传统士绅梁济“舍身捐躯”的原因，并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对“梁济之问——世界会好吗？”作出回答。
材料一 魏源认为清王朝要消除来自西方国家的威胁，在对外作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仅仅“悉夷情”是不够的，“悉夷情”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在《海国图志》的自序中，非常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写书的观点和目标，就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使中华大地不再受到列强的侵扰。
——胡博《魏源《海国图志》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反思》
材料二 随着五口通商的形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洋务派首次提出“商战”一词，通过洋务运动的催化，中国初步诞生了一批具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推崇西方文化，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发展本国工商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西方列强经济、武力的刺激下，早期维新派宣扬“实业救国”论，强调振兴商务，维新派摒弃传统弃商、蔑商思想，重视提高商人地位，其思想宣传吸引了更多的地主、官僚投入兴办近代民族工商业。由此，受利益所趋，从事工商业人数剧增，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陈燕玲《早期维新思想与戊戌变法》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材料中两种救国思想形成的各自原因。
(2)有学者认为“商战”思想其实已超出“商”的范畴，请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洋务派在各类新式学堂设置科学课程的同时，也并未忽视“中学”课程。而与科学课程的设置相比，“中学”课程的设置更正规，更完备。《西学》中曾说：洋务学堂“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术，化学只不过初习皮毛而矣”。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受到招生的困扰，“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宴人（穷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而且，即便进入新式学堂中学习，学生仍孜孜于四书五经以便猎取科举功名，对近代科学知识并不十分感兴趣。洋务派创办的学校都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竟没有一所普通的小学和中学，这体现了洋务派急功近利的办学方针。
——摘编自王冬凌《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及主要特征》
材料二 “科学家”（scientist）这一英文单词是由剑桥学者威廉·惠威尔于1834年所创造的，后来它专指某一类专家和职业。这一名词的诞生也从侧面表明了19世纪科学的巨变。19世纪下半叶，基于自然的基本物理学法则的知识基本形成。许多科学家、神学家之间开始形成彼此相对分离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各自追求目标的崭新的热情，柏拉图“一切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的理想开始受到质疑。19世纪末，物理学的发展推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20世纪初最终形成，这使得科学界承认，对于实在的理论的表述是一项远比从前辈们那里继承要复杂得多的事业。关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决定论的机械观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化着的不确定的世界，这使人们的信心不断增强，激励着科学家持续不断地去探索，这种探索又为科学教育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摘编自新乔、赵晓宁等《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新式学堂科学教育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洋务新式学堂的科学教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科学教育发展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