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顺治四年(1647)，清朝对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进行诏谕，“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当时，越南境内存在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等割据政权。在清朝军事威胁和政治招抚下，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惠于顺治十六年(1659)率先向清朝遣使投诚。顺治十八年(1661)高平莫氏向化投诚，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正式与高平莫氏建立藩属关系。康熙五年(1666)，康熙帝遣使“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至此，清朝分别与高平莫氏和中兴黎朝建立藩属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高平莫氏被黎朝所亡，中兴黎朝统一了整个安南北方，清朝才放弃“双重承认”政策，与中兴黎朝建立单一藩属关系。
材料二 光绪八年(1882)二月，法国派兵由越南西贡进发海防(越南北部的沿海城市)，引发北圻(越南北部地区)危机，在清廷引发保藩与弃藩之争。在这场争论中，以两广总督张树声、两江总督左宗棠、云贵总督刘长佑、广西巡抚庆裕、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代表的地方大员主张保藩固圉，认为“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四川总督丁宝桢、广东巡抚裕宽、云南布政使唐炯等则认为出兵越南不符合“字小存亡”“兴灭继绝”的藩属体系原则，且越南与法国立约，“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加上在此之前清朝已经见识过英法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窃谓出境兴师，甚非长算”。最终，光绪帝采纳了保藩固圉的政策，一方面增加兵力，借剿办土匪为名，出关驻扎越境，另一方面暗中支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段红云《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确立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80年代清廷内部的保藩与弃藩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末，学界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3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日本对华地图盗绘一览表（部分）
制图年月 | 地图名称 | 制图机构 |
1872 | 台湾南部之图 | 外务省 |
1874.4 | 台湾全岛之图 | 海军水路寮 |
1874.10 | 清国渤海地方图 | 陆军参谋局 |
1874.10 | 陆军上海地图 | 陆军文库 |
1875.10 | 北河总图：通州-北京 | 兵学寮、学课部 |
1876.4 | 辽东大连湾图 | 陆军文库 |
1877.7 | 清国沿海诸省 | 海军水路局 |
1879.1 | 直隶山东两省全图、福建省全图 | 参谋本部 |
1879.5 | 江苏省全图 | 参谋本部 |
1879.10 | 广东省全图 | 参谋本部 |
1894.9 | 满洲全图 | 参谋本部 |
——整理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等
提取材料信息，得出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要求：提取至少2条信息，推论合理，表述清晰。）
材料 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刘铭传进京陛见，同时呈递奏请筹造铁路一折，明确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包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对此，内阁学士张家骧上折，力陈铁路之弊。他认为，兴办铁路必将出现三弊：其一是修路将导致工商繁盛，从而吸引洋人前来通商贸易，“利尚未兴，患已隐伏”；其二是民不乐从，徒滋骚扰；其三是虚靡帑项，赔累无穷。同年，降调顺天府府丞的王家璧上折，指责刘铭传筹造铁路的奏折是李鸿章授意而为，攻击刘、李倡议兴办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为朝廷谋也”。而此时又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及通政司参议刘锡鸿上折反对修路，其中尤以刘锡鸿的反对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因为刘锡鸿此前曾作为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手出使欧洲，有实地考察欧洲的经历，因而他的《罢议铁路折》成为反对派的经典作品。
中法战争结束后，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于是经过李鸿章和奕䜣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䜣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
——改编自凌懿《晚清官场铁路大争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80年代晚清官场关于修筑铁路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左宗棠大事简表（节选）
1853年，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随后建成楚军（湘军分支）。首战大败太平军。
1862年，补授浙江巡抚。战争之余，着手浙江建设，整顿吏治。
1866年，太平军残部全部覆亡。赏双眼花翎。创办福州船政局。调任陕甘总督。组织楚军，前往平定捻军（北方反清农民武装）。
1871年，在西北发动军民大规模栽种柳树、杨树、榆树，随后10多年里共栽种一千万株以上。
1875年，上“万言书”，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解决收复新疆全境事宜。
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计划筹建甘肃织呢总局。首次向清廷奏请将新疆改设行省。
1880年，亲自率军出征，决心武力收复伊犁。后伊犁收回，新疆全境至此收复。筹建的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84年，法国入侵，大西南与海防全线告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创办恪靖定边军。11月，新疆建省。
1885年，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国于镇南关、谅山，取得中法战争镇南关—谅山大捷。奏请清政府设“海防全政大臣”，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台湾改设行省。9月5日凌晨，病逝于福州。
——据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编写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左宗棠。要求：史事归纳合理，评价客观公正；证据运用恰当，表述顺畅规范。
材料 从戊戌维新运动在江淮大地兴起到辛亥革命胜利，安徽政论报刊都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后，《皖报》以“开风气，拓见闻，联官民，达中外”为创办宗旨，大体上以发表政论、普及新学和传播新闻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俗话报》发表了陈独秀的《亡国篇》《说国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安徽白话报》在《演说》栏目中讽刺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为“猪尾巴”，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主权的行径。
辛亥革命后，《安徽公报》主要刊载法令、法律等官方文件，如《临时大总统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同年出版的《均报》还树立了革命旗帜。
此后，随着袁世凯实行舆论控制，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进步报刊纷纷停办。但是，报刊浸润宣传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最终汇成推翻洪宪帝制的革命浪潮。
——摘编自王玉洁《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论报刊舆论宣传转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甲午中日战争至辛亥革命胜利期间安徽政论报刊发展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书院改制进程中的分歧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主题一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大事记
材料二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天朝田亩制度》
材料三 兴车马之利……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兴银行……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兴宝藏。凡金、银、铜、铁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
——《资政新篇》
材料四 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1864年）
材料五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逐渐成为近代中华文化的潮流。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的军事工业。1876年，李鸿章又派唐延枢以官督商办形式筹办开平矿务局，这是一家大型新式采煤企业。……洋务派后期，少数“官督商办”企业的民用企业发展为独立经营的商办企业，从而产生了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上）》等改编
主题二列强侵略的加剧
材料六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及其近代领土的要求，而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松散的统治，已无法克服眼前的危机。因此，清政府只能在武力面前重新建立一个更为严密、集中、强有力的统治体制。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1885年，在台湾设置行省，在澎湖设立总兵，并修筑新式炮台。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置东三省总督巡抚，废除旗官，民事政令划一，统归于州县；军政事务归东三省总督掌管，统一军队指挥权力；并设置了许多兵备道，负责边务和对外交涉。
——摘编自张峥荣《清末治边政策的转变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整合》
材料七 首相伊藤博文通过对日本政治状态的观察，认为将公众注意力转移到与中国的冲突一些有吸引力的事情上来是非常有必要的……日本显然正在冒充被压迫地区的朋友。日本声称要在朝鲜保证驱逐中国人和维持国家主权下和朝鲜签订条约。根据这个陈述，日本是朝鲜的朋友和保卫者。
材料八 《悉尼先驱晨报》对具体战况的报道
| 战况 | 报道 |
| 丰岛海战 | 当这两方相互接近的时候，日军注意到一艘中国旗舰未向他们致意，并且拿出枪向他们逐渐接近。之后，中国人很快开火。日方立刻用炮弹回击这一挑战。 |
| 旅顺大屠杀 | 从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得到消息证实了日本占领了旅顺港，“进入这个地方后，映入日军眼帘的是无头的一些朝鲜人和其他日本人。他们在袭击开始前被中国人抓到。眼前的景象激怒了日本人，以至于他们不再限制自己的军队，并且几乎没有一丝饶恕。” |
注：《悉尼先驱晨报》是澳大利亚最早的商业性报纸。甲午战争期间，《悉尼先驱晨报》对甲午中日战争做了相关报道。以上材料皆来自此报纸的报道。
材料九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衅，英、法、俄、美并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是役（甲午战争）后，日人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为钤制。中国乃不国矣。
——以上材料摘编自杨松《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基础测评*
(1)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内在联系，结合材料一图示及所学知识，举出一例分析说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概括指出19世纪中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特点？
(2)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既是旧式的农民战争，但又带有新的时代特点”，请结合材料二、三加以论证说明。
(3)根据材料四，概括指出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主张，并说明提出主张的背景。
(4)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概括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贡献，分析洋务运动破产的主要原因。
*能力提升*
(5)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末治边政策。
(6)根据材料七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伊藤博文的这种想法产生的时代背景。
(7)材料八中可以确定的史实有哪些？哪些属于失实报道？指出导致《悉尼先驱晨报》失实报道的因素有哪些。
*历史纵横*
(8)据材料九，概括指出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所造成的危害。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关史实，对“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这一论断加以说明。
材料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构建了一种“华夷秩序”。一些周边国家向明清朝廷“纳贡称臣”，接受明清皇帝的册封，但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内政，且这种关系不是通过武力形成的。这些藩属国一旦遭受外敌入侵，中央王朝会出兵援助；而他们前来进贡时，本朝皇帝会给予高出贡品数倍的重礼，以示恩惠。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等
材料二 1648年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的混战局面，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且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这一体系改变了中世纪的帝国观念，代之以主权平等的观念。然而，西方各国在国际法应用中实行双重标准，为了谋取利益经常违反国际法，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它又成了向外扩张的“世界国家秩序”。
——摘编自李育民《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等
材料三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拿破仑战争亦加速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传播，推动了1815年第二次国际秩序的变革。各国之间签订了许多国际公约，制定了一系列战争法规，试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这一秩序没有常设机构，在发生国际危机时任何成员国均可召集并主持召开相应的会议。
——摘编自陈安迪《四大国际体系转型成因及特征探究》等
(1)阅读材料一、二，比较中西方外交体系的不同特点。
(2)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第二次国际秩序的变革”。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边疆立法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