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时，清军装备了从欧洲进口和中国军工企业仿制的先进后膛枪炮，其中淮军装备最为精良，全部装备了毛瑟枪，另外还有当时最新式的速射炮和13响连发枪（重机枪的前身）；清军的许多军官都接受过军校培训，弹药也很充足，一场战役打下来所消耗的子弹、炮弹往往比日本人多得多。倒是日本人往往因为弹药耗尽而撤退。清朝拥有铁甲舰5艘，日本3艘。定远、镇远两舰的排水量，都比日本最大的舰只还大一倍，日舰大口径火炮的数量也只及中国的一半。中国的主力舰平均中弹100多发还能安然返回，而日舰平国均中弹十几发就被打成重伤，甚至有两艘舰船在拖回途中沉没了。英国某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19世纪后半期）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摘编自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晚清海军兴衰史》等

材料二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的结局，使光绪皇帝痛感“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而作为知识分子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则掀起“公车上书”运动，要求清廷拒和、练兵、迁都、变法。状元张骞则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中国）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自在其中矣。”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运动亦展开，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前的1895年2月领导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主张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体。

——摘编自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

材料三   《马关条约》成为列强“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阶段的开始”。当时日本财政界名人井上曾说过：“在获得这个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过数万万元的大数字。国库收入仅达八千万日元。因此，三亿五千万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在国外创办工厂，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摘编自[日]石井宽治《日本的对外战略（1853～1937年）：帝国主义思想的演变》

材料一   中法战争后，法属印度支那及毗邻地区被视为法国远东利益的重点。于是"补充以前订立的条约内容，确定划分边界，以及同中国发展持久、可靠之关系"势在必行。1894年4月，法国与清廷展开谈判，最终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翌日达成协议。1897年2月，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实际等同于让“英国人获得西江的开放权”，这损害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邻近中国省份云南、广东、广西所取得的优先地位”。同年3月，法国迫使清政府做出海南岛不割让照会，以示对法国的“补偿”。此外还邀请法国工程师和企业界参加广东、广西、云南的铁路修建和矿藏开采等活动。

——摘编自庄和颇《基于〈中法新汇报〉的近代法国对华策略解读》

材料二   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执政后，主张提高法国和欧洲的国际地位，对美苏核垄断甚为不满。1963年苏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后，戴高乐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即派代表赴华谈判法中建交事宜。1964年1月，毛泽东向来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指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使两国在商业上文化上互相往来。经过谈判，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一   甲午战后，民间“设厂自救”的呼声和朝廷“振兴商务”的新政相互交汇，推动了现代棉纺织、缫丝等轻纺工业的发展。外国商品如煤油、烟草等，不仅在大城市设分公司，在偏远小镇也有代理商，并竭力揣摩中国消费者的心理，甚至连包装是用红纸还是蓝纸都要考虑。外国在华工厂还积极搜集各地土布货样，并改进工艺，用机器仿织，如“泰西缎”“东洋缎”，以丝棉织成，外观优美，不亚丝货，价格却极低，这严重挤压了传统手工业的市场。随着西装革履等西式服饰的逐渐流行，传统手工业难以提供人们现代生活所需物品，其境遇也越发风雨飘摇。

——摘编自王翔《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其中特种手工艺——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特色、不容易被机器生产代替的“传统工艺美术”——更是得到加倍重视。1956年，毛泽东作出了《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指示，强调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方向发展，同时也要保持其传统特色。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既从事于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研究，还从事于手工艺行业的人才培养。新中国还大力推进了行业协会和研究所的建设，如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

——摘编自陈岸瑛《从恢复发展手工业生产到21世纪传统工艺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