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本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举一出，列强纷纷效仿。

1909年美国开始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其他各类美国报刊多是类似的评价，还有人说，“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亚东协会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仁惠之举动极感谢，即全国人民亦罔不感动者。”汪康年说：“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曹锟曾致电美国总统，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表示感谢。

美国在退还庚款的谈判中企图用先虚报损失再按比例消减赔款的方法来控制赔款总额，德国公使讥讽美国这一做法是伪君子的作风。

此时，国内民间部分人士认为：“庚款者，列强对于清季拳祸之过量惩罚也，一域肇事，而全国受罚，清室既亡，而赔款依旧，揆诸正义，岂可谓平。况非赔款主义乃最近国际法上之重要原则。我国于一九一七年参战，为协约国所邀请实大有助于最后之胜利，所谓庚款，在法理上事实上均应根本取消。”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各国将不公正不合理的庚款退还中国。

——摘编自仪修斌《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国内舆论研究》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一   如表所示为晚清民变（反清民众运动）次数统计。

——摘编自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

材料二   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立宪派一般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如预备立宪公会电请“以二年为限”。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

材料一：商以懋迁（贸易）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1894年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二：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康有为《公车上书》

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俱乎？……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

——1898年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

历史的镜像：新小说梁启超于1902年创立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期刊——《新小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倡导“小说界革命”。《新小说》于1906年停刊，共发行2卷24号。下表为《新小说》的部分作品。

◆据悉外务部奉旨电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平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

◆1917年，钱玄同致函陈独秀时指出：“梁任公实为创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摘编自《陈独秀书信集》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