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历史的镜像：新小说梁启超于1902年创立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期刊——《新小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倡导“小说界革命”。《新小说》于1906年停刊，共发行2卷24号。下表为《新小说》的部分作品。

◆据悉外务部奉旨电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平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

◆1917年，钱玄同致函陈独秀时指出：“梁任公实为创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摘编自《陈独秀书信集》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材料   1901 年，张謇将大生纱厂的收益、社会捐赠等创办多个学校，积极践行“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在兴学的过程中张謇重视德育。他为盲哑学校题的校训为“勤俭”,为女子师范学校题的校训为“勤俭温和”。对于中国商人存在信用缺失的问题，张謇非常痛心，他告诫学生“无论何事何时，当力守信用，注重道德……商业无道德，则社会不能信用，虽有知识、技能，无所用之”;作为学生必须孜孜不倦的坚持学习，只有在学业方面发愤图强，并不断精进才可以为人民做贡献，为人类谋福利；学生只有摒弃个人主义，增强民族团结性，才可以消灭国耻。张謇强调传统的伦理教育，认为学校应对学生严加约束，对于自由、平等学说，他在演说中告诫学生“推之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相安乎?能自安乎?”

——摘编自袁一鸣《张謇兴学与南通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一   辜榷（今译独占）专利之事，为斯密氏（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所深恶，诚哉其足恶也。然而有时以通国公利而论，专之愈于不专。此如创机著书诸事，各国例许专利，非不知专利之致不平也，然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莫之为，而国家所失滋多，故宁许之。

——1901年严复

材料二   美国允许中国人将其创制之物在美国领取专利牌照云云，此时中国人岂有能创制新机在美国设厂者？不过籍此饵我允保护美人专利耳，真愚我也。所谓保护者，即禁我仿效之谓也。现中国各省局厂仿用外洋新机，仿造专利机件不少，且正欲各处推广制造以挽权利。此款一经允许，各国无不援照此约。一经批准之后，各国洋人纷纷赴南北洋挂号，我不能拒，则不独中国将来不能仿效新机新法，永远不能振兴制造，即现有之各省制造各局枪弹炮药各厂仿效外洋新法新机者，必须立即停工，中国受害实非浅鲜。……若准保护美国专利牌照，是自塞其智慧。

——1903年张之洞针对中美商约谈判给中国谈判代表的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