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材料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本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举一出，列强纷纷效仿。

1909年美国开始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其他各类美国报刊多是类似的评价，还有人说，“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亚东协会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仁惠之举动极感谢，即全国人民亦罔不感动者。”汪康年说：“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曹锟曾致电美国总统，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表示感谢。

美国在退还庚款的谈判中企图用先虚报损失再按比例消减赔款的方法来控制赔款总额，德国公使讥讽美国这一做法是伪君子的作风。

此时，国内民间部分人士认为：“庚款者，列强对于清季拳祸之过量惩罚也，一域肇事，而全国受罚，清室既亡，而赔款依旧，揆诸正义，岂可谓平。况非赔款主义乃最近国际法上之重要原则。我国于一九一七年参战，为协约国所邀请实大有助于最后之胜利，所谓庚款，在法理上事实上均应根本取消。”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各国将不公正不合理的庚款退还中国。

——摘编自仪修斌《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国内舆论研究》

……筑全国铁路，起海陆军而强中国……今何时乎？列国交通竞争、互校优胜劣败之时也。……夫辟地利，开明智、通商业、广邮政，起农工林矿之业，达辽、蒙、准、藏、滇、桂之防，皆非铁路不为功矣。凡铁路所到之处，即为文明繁盛，铁路未开之所，即为闭塞榛荒，此万国已然之迹也。而达国广土，需之尤迫。

——康有为《清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陆军折》（1898．9）

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全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1894年春）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材料   清代嘉道湖南经世派人才群体又在继承湖湘文化传统的同时，将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引进了湖湘文化，使传统的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者，以陶澍为首领的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革，力行实政。湖北巡抚杨健，倡捐治水，整修堤揠，深得民戴。闽浙总督赵慎轸，整顿军伍，规划营制，增设福建水师，使军容为之一变。浙江巡抚常大淳，讨平海寇，整顿盐政，奏免浙漕，拨款赈灾，颇具政绩。

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湖南嘉道经世派就警惕着时局的发展，防范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侵扰。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湖南嘉道经世派人才群体除陶澍已于年前去世外，不少人参加了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清朝在战争中失败，湖湘之士无不扼腕痛心。两江总督李星沅鉴于海防的重要，上疏清廷，请创建外海水师。原山东道监察御史汤鹏撰写《夷务善后三十策》，详论募兵、练勇、修船、造炮、缉奸、设险诸事宜，乞尚书转奏。

道光十三年（1833年），陶澍鉴于清朝白银不断外流，洋钱大量涌入，造成严重银荒，曾提出仿照西方铸币方式，铸造银币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根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对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方颇多探索，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在求强方面，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之法，以改革中国军队；在求富方面，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和器械等，以使国家富强。

——摘编自周敏之等《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籍人才群体》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材料一   如表所示为晚清民变（反清民众运动）次数统计。

——摘编自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

材料二   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立宪派一般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如预备立宪公会电请“以二年为限”。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