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庚子事变后，中国新思想界提出了建立国民政治的主张。

当时的中国尚缺乏建立多数人参与的国民政治的条件，但西方平民主义的影响，民主的平等逻辑，以及动员大众参与救亡的现实需要，却使部分中国人开始追求大众民主。这部分人认为，中国政治不但是专制政治，更是满人对汉人的“贵族政治”，必须以民族革命去除满人的贵族特权，才能建立国民政治，实现国民权利平等。他们将主权在民看作共和政治的本质特征。其中很多人信奉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与国民公意说，戴季陶将“人民”“国民公意”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将“国民国家”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国家机关当作“国民公意”的化身。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调是治民，而非民治。由于缺乏“国民政治”的思想传统，国人在初接触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时，能以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观念理解其议会制度与选举制度，却难以接受“民主”、人民自治的观念与制度。另外，受传统贤人政治论以及西方精英主义的影响，鉴于实际的国民程度，立宪派以及部分中间派人士则因恐惧“暴民政治”而鼓吹精英政治、贤人政治。

对于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争论，陈独秀表示并不排斥少数精英的作用，但强调“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代庖。 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真正国民政治的实现必须“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希冀政府立宪的开明专制论，主张由革命党创立共和的革命程序论，主张“中坚阶级”主持共和的贤人政治论，都不可能得真正的共和宪政。

——邹小站《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的争论》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形形色色的“主义”。据统计，1915年之前“主义”一词共使用约15000次，其中“民族主义”使用约1100多次、“帝国主义”约700次、“国家主义”约600次、“国民主义”约200次、自由主义“约200次、“民生主义”约200次、“个人主义”约100次、“共和主义”约100次。1919年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行开来。代表不同思想流派的重要期刊中，“社会主义”都是使用次数较多的关键词。以《新青年》为例，1919年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达104次，1921至1922年间达685次。1917至1922年，《少年中国》使用该词为594次，《每周评论》为56次，共产党理论刊物《向导》周报为343次。

——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