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遭封禁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梁启超任主笔，设有“论说”、“恭录谕旨”、“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黄遵宪非常自信地向友人表示：“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直到1898年8月停刊，《时务报》共出版了69册。
开创《时务报》的资金来源，在张之洞名下的占半数以上。开办之后，张之洞又下令按时拨款。并称誉《时务报》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妙，拜以此札伤治下各州县购读”，同时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他将仿札登载在《时务报》上，公开表明支持态度。紧踵其后，便有数省官员起而效尤，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
——摘编自黄升任《黄遵宪与<时务报>》和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
材料二 中国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就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曾决定将正在刊行的由宋教仁创办的第2期《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其机关报。但由于该刊第2期中有一篇抨击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杂志被日本内务省下令“押收”。同盟会便决定停刊，别起报名，另行出版。1905年11月《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到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至1910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了26期。在前后5年时间里，有一套自己的经营方式：首先是依靠社会捐款和同盟会拨给经费出版。其次，《民报》创刊之初，发行工作靠同盟会员的革命热情去义务完成。此外，《民报》创办初期并不重视广告业务。
——摘编自王业兴《<民报>的创办与20世纪初年的社会思潮》
(1)根据材料比较《时务报》与《民报》的主要不同之处，结合所学分析《民报》与前者不同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时务报》和《民报》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民权宣传盛极一时。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制度，鼓吹开民智、兴民权。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论证了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休的历史必然性。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后，封建官僚中也开始出现了立宪要求。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强烈要求仿效日本及英德，实行君主立宪，朝野为之轰动。
材料二 1905年宣布废除已行千余年之科举取士制度后，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学生更与日俱增。大批富于政治敏感的青年一经接触西学、新学和资本主义的新天地、新气象，多数人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纷纷离经叛道，成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信徒，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少拥有秀才、举人头衔的人则开始了从封建文人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伴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日本的留学生运动和国内以上海为中心的“学界风潮”互相激荡，革命团体、革命书报不断涌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汉民《论清末两大主流思潮及其相互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清末两大主流思潮出现的相同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清末两大主流思潮的主要主张及其共同影响。
日本外务省对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调查
1908年开始，日本外务省训令在华使馆调查中国各地报刊出版情形。外务省根据调查报告，每年印出一册《中国报刊调查》,分送日本各有关部门。此项调查涉及面广、内容详细，长达三十年未曾中断。下表是1911年6月的《清国报纸调查》摘录。
| 地区 | 主义 | 备考 |
| 东北(17种）奉天<今沈阳>10种、吉林3种、哈尔滨、长春、安东、牛庄各1种 | 改革主义(2种) 振兴实业、商业(4种) 鼓吹宪政（1种) 地方自治(1种) | 《东三省日报》民政司机关报，月200元补助，三千份，各知县知州读者多，倾向排日 |
| 京津(32种)北京20种、天津12种 | 进步、革新主义（4种）振兴实业、商业（2种）鼓吹宪政（7种） 对日示好(3种） | 《民兴报》2000分左右，近来对日友好 《顺天时报》日本资助，1902创，北京现存最早报纸，官场阅读 |
| 山东（10种）济南4种、青岛4种、烟台2种 | 亲德(3种） 对日示好(1种) 无一定主义(4种) | 《青岛时报》奉行亲德，资本3000元，德国政厅每月补助百元 |
| 上海（12种) | 振兴实业（2种) 立宪主义（2种) 官僚派（3种） 民党派（2种) 振兴教育（2种) 急进主义(1种） | 《神州日报》万份,与孙逸仙派有关，近与袁世凯派搭上关系 |
| 广东、香港(27类)广州12种、汕头5种、香港10种 | 革命主义(8种) 中立(5种） 立宪（3种) 无一定主义(2种) | 《国事报》1906创，宪政党机关报，粤报发行最高，七千份 |
——摘编自周振鹤《日本外务省对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调查资料》
(1)《调查》反映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时代?(2)说明日本《中国报刊调查》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价值。
材料一 1906年清廷启动预备立宪时，对如何“预备”并无规划。磕磕绊绊两年后，清廷才公布了《宪政筹备九年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分年列示了1908—1916年预备立宪的应办事宜，堪称预备立宪的“顶层设计”。然而这一设计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预备事项中有20%属于一般行政事务，与宪政建设毫无关系。且在《清单》公布后不久，清廷又谕令各部院制定本机构的九年清单。于是，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修订法律馆等纷纷出台各自的九年筹备清单。其中一些部院的清单，如农工商部的共列128项，无一项与宪政有关。
——摘编自彭剑《清末新政能实现君主立宪吗？》
材料二 清末新政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非常可贵的开端”。但是由于清廷积弊太深，改革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新政”到处要钱，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有，几乎无物不捐”“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加之西方列强的肆意掠夺及自然灾害频发，农村经济凋敝，社会的下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因而激发了遍布全国的会党起事和民变。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了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他还以广东为中心，在广西、云南的边境地带连续发动了几次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摘编自张立胜《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刍议》
(1)根据材料一、概述清末预备立宪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由国家力量所主导的荒政体制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9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清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其救荒能力急剧下降。一方面，借助新兴事业和新生产力的支持，民间义赈活动的救灾能力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大批绅商界人士积极参与，形成了以上海绅商社会为中心，针对全国范围内重灾地区开展“民捐民办”的赈济方式。另一方面，西方对华赈灾活动逐渐兴起与发展。1906年，江苏北部遭受水灾，中西人士创设华洋义赈会，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救济行动。
——摘编自朱浒《从一尊到多元：晚清社会救济机制的结构性演变及其意义》
材料二
| 主张 | 出处 |
| 要求由雇主或者国家为受雇群体购买社会保险。 | 《劳动法案大纲》（1922年） |
| “没收土地后，凡无倚靠之老弱残废孤儿寡妇而不能从事劳动者，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 |
| “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 |
——摘编自王昉、王晓博《多维认知与多元治理：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时期社会救济机制多元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些新现象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贫困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均是时人想要输入西方文明以过渡到“新世界”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损（liè）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材料二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世界”的内涵和分析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思想态势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与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区别，并分析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影响。
材料一 茅海建认为，致使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一，明清以来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国家赋税的货币化，全国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流动，尤其是近代工商业与海外贸易的急速增长，表明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正处于技术革命与制度演变的前夜。……其二，晚清的官场已经相当腐败，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更没有好感。其三，晚清官员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过于激烈，政府内耗很大。第四，庚子之变后，晚清进入了“新政期”，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考试，改设新式学堂。第五，中央财政已经枯竭。第六，由于中央财政没有钱，相关的事物只能交给各省去办，其中最重要且最花钱的是军队与教育。……如果各省各县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很容易出现麻烦。……
——茅海建《清朝是怎样灭亡的》
材料二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按照俄共的模式重新建党，任总理。《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总理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既独裁权。与此同时，孙中山写下了《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以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之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以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根据搜狐新闻等整理
(1)根据材料，概括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摘抄原文不得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做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材料一 清前期，清廷构建了一套包括汉语文、蒙古文、藏文等在内的多语文合璧制度，清廷没有赋予包括满、汉在内任何一种族群语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语文教育大体处于“各语其语”的自发状态。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国文”和“官话”设定为基础科目，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同时期的《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各学堂皆学官音”“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等。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明文限制“不识文义”（指不通晓汉文）者不能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11年出台的《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使在边疆学堂中普及汉语、汉文成为明确的制度规定。
——摘编自湛晓白《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材料二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指示》，决定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为了提高群众学习的兴趣，各地还结合政治、生产和生活素材编写了一些教材与读物。如江苏新沂县群众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普通话教材，还自发创办了拼音小报；昆山县编印了课本、拼音字母表、昆山话与普通话对照表，还创造出40余种救具。到1958年初，在方言复杂的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学会听和讲普通话的已达77．7%。到1960年，昆山、新沂、沭阳等县已有几十万工农群众学会了普通话。
——摘编自崔明海《1956-1960年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开展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清末国家语言统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推广普通话活动的认识。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商品流速激增，贸易范围扩大，货币需求旺盛，加之白银外流，铜价上涨，以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颁行上谕推行官票，要求各省开铸大钱，发行宝钞，但效果不明显，不仅未能解决“钱荒"，反而搅乱了银钱市场。在币制改革的进程中，清季社会各界均认识到中央银行建设的重要性。度子事变使清政府遭受重大打击，被迫于次年进行变革。1904年，户部银行开始筹建，第二年正式开业。1908年，清政府将其增资改组为“大清银行”，同时颁行《大清银行则例》，由大清银行垄断货币发行，赋予其经理国库之权，法定其“政府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外汇管理等诸多方面，制定颁布了100多个法律法规。1927—1936年，中国新设华资银行达128家，绝大部分属于商办银行，但政府银行一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在资产和市场业务方面都占据有明显优势。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这一举措既化解了国际市场汇率波动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损害，同时推进了政府银行之间的合作并确立起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筹建中央银行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