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