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问题上的论战从未间断。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延续10余年。论战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关于新旧文化能否调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采用何种文化、走什么道路等。在这场论战中,“东方文化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彻底破产,主张用东方文化去拯救走向没落的西方文化。

对此,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据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等资料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在《重寻近代中国》中写到：如何评估1928年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过去的言说，不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将这一时间段看作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即便是中性表述，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时期”。如果从大历史视角观察，1912年至1928年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续妖魔化这段历史，其实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尊重。

材料一   在陈独秀那里，科学完全是一面救治社会、人生问题的旗帜，是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通途。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那德、赛两先生，闹了不少事，流了不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要推辞。”

——摘自段治文《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

材料二   因科学发达结果，……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拮据，飘摇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世界）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摘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围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邀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