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广东军政府为消除内部隐患，巩固革命政权，与各种军间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于1926年2月，彻底肃清了盘易在广东境内的各种军阀与反革命武装。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于非常时期，其根本出路“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会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工农运动的领导，并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为北伐战争作了群众工作和干部队伍的准备。

——摘编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

材料一：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大钊和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通史》

材料二：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党新的策略路线，扭转了党内的混乱状况，整顿了党和革命队伍，对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摘编自刘克梁《试论八七会议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材料三：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1919～1949》

材料一：工人运动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俄国还在19世纪末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一时期，俄国成为欧洲革命者政治避难以及革命思想传播的场所。列宁在1903年建立了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3月，俄国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八个月后，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这时起，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伟大的国际力量。俄国劳动者在其领导下，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作出了应该如何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范例。

——摘编自(俄)西多洛夫《略论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

材料二：1840年到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时代。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阶层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但没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从五四运动开始，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一：既然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议题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其中一项就是整体观点的更新，民主与科学携手并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包括一切道德法律政治伦理等，而不是单从西方的启蒙政治价值中挑一条来反对现状；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和政治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等方方面面之中；科学同样如此，理性不止运用于科学相关领域，而科学和民主都是用来解决政治腐败、帝制复辟的钥匙。消除政治社会黑暗的关键在于思想文化，是当时的一个新思想。

——摘编自王沉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材料二：五四运动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零星的，绝大部分是转译自日本学者研究社会主义的著作。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原著的引进和翻译出版受到重视，各种期刊大量、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同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用通俗语言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石仲泉、鞠俊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材料一：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它激发了国人用民族民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新理念，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课题，以及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1901年建设新中国一语在中国革命书刊上频繁出现，并与推翻旧政府话语相连。它的宗旨在于使将来的共和民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辛亥革命创立共和国是20世纪新中国运动的巨大胜利，而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

——摘编自刘学照《辛亥革命研究略议》

材料二：孙中山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实际上，共产党是中国新兴势力，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们当年开始搞革命、推翻满清时，策动群众仅百八十人，像黄冈、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超过200人，钦廉之役也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犹不可侮。这一点看，我们不及共产党。又说：“苏俄国力强盛，是当今社会主义大国，愿意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赞助我们，可与为友。”

——摘编自罗章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材料一：改组前国民党没有基层组织。由于缺乏基层组织的相互联络，发挥不出政党应有的领导力。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后，极力宣传只靠干部不靠党员之弊，强调建立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在此影响下，国民党开始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同时，在俄共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孙中山认识到了群众力量的强大和工农群众的重要性。……后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代表多次商谈，双方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以保证国民党组织迅速革新。由此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群众基础的动员型的强有力的政党。

——摘编自查晶辉《浅谈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具备领导革命的极优越条件，但领导权并不是天生的属于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共“三大”前后，党内普遍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1924年10月以后，由于实践提供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党内开始讨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在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上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主革命，并取得领导地位。党的“八七”会议报告指出，党在今后的策略是独立领导工农阶级开展斗争。1928年，党的六大在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才能解决反帝反封建的两大任务。

——摘编自李卫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再思考》

材料一   已经进行了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国际范围来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在战争中互相厮杀，削弱了彼此的力量，使得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突破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事实证明，革命士兵同工人一起组成了十月革命的主力军。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靠了工人和革命士兵的巩固联盟，在各个中心城市取得了战略优势，从而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每个士兵和工人的斗志都十分高昂，政权永远不会脱离统治者的掌握”……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只有不断发展、壮大军队中的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才能真正把士兵争取到无产阶级一边。因此它一直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建党。

——摘编自李景治《俄国十月革命争取和改造旧军队的经验》等

材料二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逐步认识、理解、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论断：“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则充分说明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摘编自李士峰、朱玉超《浅析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摘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于汉口秘密召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

材料一   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有个“用武”之地，就是一个进步。而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是很难完全如愿的。以后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的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为了在王权承认的“合法性”范围内偷运西学之果，康有为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地从“奉天承运”“圣人之作”的传统象征系统内拾取古已有之的变化之道。……尽管康有为之变法理论似乎处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无敢逾越古典圣贤所订准绳，但言行举止中却不时透露出叛逆色彩。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三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十月革命前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整合相关概念”，十月革命后则是在“误读与选择中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译介阶段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无论是关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还是唯物史，“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早期译介阶段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也是一个质的区别”。

——摘编自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