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

——邢建榕《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材料二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付出诸多努力，最终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了。

——党史学习教育，以“赶考”精神做好新时代答卷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林伯渠，原名林祖涵，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临澧。 1904年，林伯渠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东京，筹备组党，成立中国同盟会。 林伯渠就是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愁闷中的林伯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震动。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积极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带头把边区建成执行中央决策的模范区。毛泽东曾称赞他：“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最前线。”

——摘编自王相坤《林伯渠：历史进程中“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届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

材料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徐悲鸿）金银纪念币一套四枚，其中5盎司银质纪念币选用的主题图案，就是徐悲鸿于1940年创作的名作《愚公移山》图。在抗战胜利70周年和徐悲鸿诞辰120周年之际，该纪念币的纪念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

材料一   正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苦苦追求，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药方时，以社会调查作为研究方法的社会学传入了中国，最初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般是西方的学者，他们中间有传教士、有社会学的教授。他们的调查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比如人力车夫、农村经济等。而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国内一些高校开始设立社会学系，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了社会调查的方法，中国人开始了自己主持的实地调查。

——摘编自罗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

——摘编自许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材料三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撰写《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而且为中共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材料一   1919年4月底，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等召开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在5月7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很快的这项决定就得到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支持，5月4日下午，大约有3000多名青年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示威游行。在总罢课实现后，北京的青年学生很快就创办了《救国周刊》，天津学联出版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五四运动之后，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的讲演团也普遍的建立起来。他们分组分段到人员稠密的商业区、庙会、景区等地方举行演讲，之后走入乡村和工厂。经过紧张的准备， “6月16日，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学生联合(即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全国学联设评议部和执行部，会址设在上海。

——摘编自徐琳琳《 “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研究》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人运动的事迹

材料三   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做了初步分析。二大宣言指出， “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 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立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民主革命的前途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民主革命中发展得很大，民主革命胜利后便能够即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从封建夺得政权”，无产阶级要经过一个长时期使自己的力量壮大之后，才能实行第二步奋斗。 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初步地发动了工人运动，还缺乏革命的经验。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