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唐宝应元年（762年），盐铁使刘晏再变盐法，将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与煎户直接交易，收买、运销之权悉归于商人，并得世袭。清代盐政，承袭明末纲法。雍正、乾隆、嘉庆之际，国泰民安，户口繁殖，盐销量剧增。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于时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三   自民初以来，以张謇和景学钤为代表的盐务改革派，为兴利除弊，致力改革中国盐政，但因盐商势力太大，未有结果。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改革派的努力下，至1930年，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刷新盐政。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的盐政专门法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战争状态，确保军需民食，同时尽量笼取盐利佐助军费，国民政府于1942年推行政府专卖制。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转入战后建设，于1945年废止盐专卖，改行征税制。1946年行政院颁布《盐政纲领》，1947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盐政条例》。总观国民政府在战后实行的征税制，虽标榜就场就仓征税，任人民自由贩运买卖，但实际上盐的生产运销仍为封建势力和官僚所把持，巨额盐利亦由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所独占。

——摘编自张荣生《盐业史研究》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