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 时间 |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程（部分） |
| 1923年 | 李大钊曾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 |
| 1945年 | 蒙、回民族民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乡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
| 1952年 | 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
| 1984年 |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启了民族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时期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民族政策进步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政策。
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
（1）结合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当时党内在探索革命道路上存在着何种分歧，并分析产生原因。
（2）结合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概括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特点。
（3）结合三则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力量削弱，蒋介石以为除去了心腹之患。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来。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把重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由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加上调整进出口关税，币制的统一，工业、农业、交通等其他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得到了某些发展。抗战爆发打断了这一运动，但它仍为后来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运用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以适应战时需要，提供了某些范本。
——摘编自龚泽琪、董连泽《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材料二 罗斯福大胆地采取了一些促使经济通货膨胀的措施，缓解由大萧条引起的饥饿状况。他的解决经济灾难的建议包括阻止银行破产的立法，提供就业机会和农业补贴，给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这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项目被称为“新政”。它的基本前提：即政府干预经济来保护人们的社会和经济财富是正当的。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开始了社会改革立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大萧条后仍持续很久。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对结束美国范围内和其他地区的大萧条起到了比新政策或者类似的措施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概括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罗斯福新政背景，结合所学分别归纳二者作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美经济政策的共同特征，分析造成两者不同结果的原因。
材料 施肇基（1877﹣1958），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曾历任驻外公使和大使，参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民国时期，施肇基作为驻外代表，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四处奔走。1919年，巴黎和会上，在山东问题未能解决时，拒签和约。在华盛顿会议上，为解决山东悬案，力争美国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表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在国联会议上，运用国际法，直指日本的侵略，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大量收购白银，中国存银大量外流。中国为阻止白银外流，实行币制改革，施肇基为我国币制改革争取外汇储备和《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避免了全国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国内混乱和国际压制的背景下，施肇基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的许多努力虽没有取得结果，但为我国以后的相关交涉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永青《施肇基与民国外交》
(1)根据材料，概括施肇基在民国外交方面做出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施肇基在民国时期的主要外交活动。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十分注重技术改造，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需要他的祖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埋头苦干，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改编自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民族政策的特点并指出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国民党的民族政策。
(3)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你对新时代我国民族政策的看法。
| A．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 | B．中华苏埃共和国成立 |
| C．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D．井冈山革命根据建立 |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清朝的开海禁，是在公元1685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归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只许在澳门一处……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无名目的东西就更加横征暴敛没个遮拦，外国商人不准和人民以及普通商人直接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1659年规定当时的外商，不做买卖不准到广东，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必须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要进禀帖，必须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
——以上材料皆出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海禁政策的特点，并评价清朝的海禁政策。
材料二 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买办”的影响。
材料三 1902年，盛宣怀奉命会同大臣吕海寰在上海与英、美等国谈判修订商约。目睹上海“洋商会如林，日夕聚议，讨论研求，不遗余力；而华商向无会议公所，虽有各帮董事，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来，其势恒不能敌”，深感有设立商会的必要。所以，盛宣怀奏请朝廷准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饬令江海关道袁世勋会同上海通商银行董事严信厚迅速传集各大帮董事“设立总会”，委任严信厚为总理。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商会成立的背景。
材料四 1927年至1937年，虽然国民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却努力继承孙中山先生重建国家的遗志。国民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用银元代替银两，与推行纸币（法币）为合法货币。国民政府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为后盾，从1928年到1929年，同美、德、英、法、日签订了平等友好的关税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列强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至西安，1936年粤汉铁路竣工，铁路路网从八千公里延伸至一万三千公里。各省公路建设、现代航空、水上轮渡事业都有骄傲的发展。工业化方面，一些轻工业如棉纺织业、面粉制造、钟表、水泥和化工制造等领域也出现颇大的进展。但是，国民政府忽视了古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困苦。国民政府未达成财政均衡，而是靠赤字开支来维持。年复一年的预算不平衡导致了滥发纸币，这在后来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促使1949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4）根据材料四，归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要成就，并概括其存在的问题。
材料一 废除19世纪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日本国明治政府上台后的头等大事。在与西方交涉中，西方要求日本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楷模，制定各种法典，日本民法典随即诞生。作为亚洲第一部民法典，一方面，在制定之初就贯彻了资本主义民法传统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等近代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家族制度在日本的根深蒂固，所以颁布之初日本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现实社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该法典亲属编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的制度。担保物权的规定则是将法国担保制度与当时日本社会通用担保形态相结合。日本民法典为整个民法乃至整个私法规定了一些根本性的总的原则，以应对没有具体规范的尴尬，又通过判例法和特别法对法典漏洞进行必要的补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
——摘编自焦富民《论日本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民法典的特点。
材料二 20世纪初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一方面要借修律之机废除领事裁判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变革法制，以求“皇位永固”。由此，清末修律掀起了中国近代立法的第一次高潮。民国成立后，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二次立法高潮。1928到1930年，国民政府完成了民法制定。该民法既继承了《德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法制度和原则，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民法限制了主婚权人的亲权，而将婚姻大事的决定权交由当事人自己来行使；关于继承权采取了男女机会均等主义，遗嘱自由原则的同时，又规定法定比例，要求被继承人应以其财产的一半，留给其直系卑亲属及配偶，被继承人所遗留于其直系卑亲属及配偶的财产，只要每一个人平均达到万元，就可自由处分其所剩余的财产，而不受此二分之一的限制，目的在引导拥有巨额资产的被继承人，将其财产的大部分都用于社会。可以说，民国民法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部过渡性法典。
——摘编自李显东《从大清律例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民法典体现的民法精神，并概括中日近代民法产生的相似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