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与中央早期领导人》

材料二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做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最激烈的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会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败。

——摘编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材料三 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党和红军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上写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郑广谨等著《中国红军长征记》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力量削弱，蒋介石以为除去了心腹之患。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促使南京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来。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要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把重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由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加上调整进出口关税，币制的统一，工业、农业、交通等其他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得到了某些发展。抗战爆发打断了这一运动，但它仍为后来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运用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以适应战时需要，提供了某些范本。

——摘编自龚泽琪、董连泽《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材料二   罗斯福大胆地采取了一些促使经济通货膨胀的措施，缓解由大萧条引起的饥饿状况。他的解决经济灾难的建议包括阻止银行破产的立法，提供就业机会和农业补贴，给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这个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项目被称为“新政”。它的基本前提：即政府干预经济来保护人们的社会和经济财富是正当的。这标志着美国政府政策的重大改变，开始了社会改革立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大萧条后仍持续很久。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对结束美国范围内和其他地区的大萧条起到了比新政策或者类似的措施更加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新全球史》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刺激，传统的自然经济在沿海沿江口岸地区逐步瓦解，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举办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开始投资创办近代企业。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材料二   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显露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突出。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六千两百多万，1920年增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增加125%。1914年到1920年，中国资本的纱厂数量由35家增至63家，面粉厂增加了84家，面粉的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入超转为出超。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地区，黔、贵、皖等地，或两三家。

——摘编自孙长斌《一战时期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民族工业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十分注重技术改造，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士侯德榜，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需要他的祖国，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埋头苦干，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改编自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

材料一   （二）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引自《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

材料二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恣意中饱，本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猛涨，米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七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蒋介石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当时条件而言，中央明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1953年11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当时全国总农户的4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约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94%以上。

——摘编自赵胜《论建国初期农村的互助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