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将渝东南土司纳入地方行政系统之中，布政司、都司、府、卫这些机构都曾对渝东南诸土司行使过直接统辖之权。《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八年（1375），明朝“改（酉阳）宣慰司为宣抚司，属四川都司”。第二年，在其之下又“置平茶、邑梅、麻兔、石耶四洞长官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重庆卫，隶属于四川都司，这意味着明朝对酉阳土司的统治更加严密。同时，明朝将之前隶属酉阳土司的邑梅、平茶土司析出，分别隶属不同的地方基层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实力较强的邑梅、平茶二司被朝廷剥离出酉阳土司，使得其失去左膀右臂，实力大受影响。……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酉阳土司因援辽之战作战有功，被擢升为宣慰司。朝廷又以其“辖平茶、邑梅、石耶三长官司”以示嘉奖。

——根据张万东《明清王朝对渝东南土司统治研究》整理

材料二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地仍有不少土司。国民政府对一些残余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1931年内政部提出改革土司的基本原则：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但实际仍然保留部分土司或土流并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边疆的土司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线光天等自发组织民众抗日，并因抗日有功受到政府嘉奖。……铁道部还制定西南地区铁路建设计划，川滇公路、川黔公路与川康公路也相继建成通车。云贵川三省的邮务也有所发展。……国民政府曾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提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但蒋介石上台以后，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过是汉族的宗支。国民政府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的政策……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三大运动，要求民众统一使用汉语，强迫苗族姑娘嫁给汉人，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妇女的头发与花裙。

——根据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整理

材料三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直辖市，重庆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17.0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6.7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最高社会归属感，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主心骨和领导核心作用。……对照市委“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绩”的要求，渝东南民族地区……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机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材料一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来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材料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分歧，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首先发言，有一些中间人士政府委员赞同他的意见，但与会多数政府委员不同意其意见，纷纷发言，坚持尽力维护佃租农民和借债人的权益。经过民主协商，文件吸收了李鼎铭等人的意见，并顺利颁布实施。

——摘编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近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此后则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取消农业税、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加持下，农村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钱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

材料   1933～1935年，为推广国货、促进铁路与沿线实业交互发展，南京国民政府举办了四届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铁道部向各铁路部门征集展览货品，进行巡回展览。1933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南京铁展会在第一届上海铁展会的基础上，在选址、交通、展览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完善，尤其是津浦馆装置彩色字图灯片以突显铁路线路，并将各路沿线的美景拍摄成电影，每日开演。此外，关外馆悬挂的日本侵略东三省地图上写着“勿忘”两字。鉴于前两届的经验，第三、四届铁展会在景观的展示规模和技术上更是倾力谋划。1934年5月举行的第三届北平铁展会，各场馆充分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示名山大川、石窟碑帖、宫殿建筑等景观。在平汉馆入口处悬挂着一副对联：“铁展不是赛会，是要请社会人士明了国产品的真像；国内农村破产，我们应该用全副力量来提倡国产品。”第四届青岛铁展会创新性设立专业性的电影礼堂，每日下午放映全国铁路沿线城镇地理风光纪录片。

——摘编自闻虹《民国时期的铁展会与铁路旅行文化推进》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