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施肇基（1877﹣1958），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曾历任驻外公使和大使，参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民国时期，施肇基作为驻外代表，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四处奔走。1919年，巴黎和会上，在山东问题未能解决时，拒签和约。在华盛顿会议上，为解决山东悬案，力争美国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表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在国联会议上，运用国际法，直指日本的侵略，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大量收购白银，中国存银大量外流。中国为阻止白银外流，实行币制改革，施肇基为我国币制改革争取外汇储备和《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避免了全国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国内混乱和国际压制的背景下，施肇基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的许多努力虽没有取得结果，但为我国以后的相关交涉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永青《施肇基与民国外交》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 夏朝，设有监察之官“啬夫”。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杂律》为惩治滥用职权等职官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自魏晋始，御史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唐代，尚书省左右仆射兼掌对御吏的监察。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其标准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如宋朝规定：“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授予）监察御史。”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监察六部官员。清雍正年间，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摘编自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是颇具特色的独立监察机关，它直接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政制实验田里，基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和源自西方的议会监察制度互相竞争。经过民国初年的探索与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监察院的实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将美国式的参议院制度与中国传统监察制瘦融于一炉，使得监察院无议会之名却有议会之实。这样中西合璧的制度探索受到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监察院制度的弊端并不构成废除独立监察制度的理由，源自中国传统的独立监察制度至今仍有重大价值。

——摘编自聂鑫《中西之间的民国监察院》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到全国推行，提高了监察机关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了监察的无死角、全覆盖，整合了监察资源，形成了强大的反腐败合力，这是我国反腐败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一次重大变革。

——摘编自李凌云《新中国监察制度七十年的嬗变》

材料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夏，他在家乡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减租减息”的斗争。1928年初，他主持弋阳等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并制定了纲领：“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匪党：平债均分田地，建立劳农政府。”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为毛泽东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范例。1928年5月，方志敏在弋阳、横峰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创造性地通过名字画押的形式，组织起了党领导下的集军事、政权于一体的农民武装。1929年，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开始了对外贸易，并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1935年8月，方志敏英勇就义，他留下遗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摘编自刘国云《仿志敏在中共党史上的四大贡献》

材料一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发动黄安（今红安）、麻城起义，逐渐建立起以大别山为中心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见图4），该根据地自成立伊始，就深受粮食匮乏之困扰。1930年1月，中共鄂豫边特委报告说：“赤区粮食先被军队烧了大半”，该报告还提到，土豪劣绅带领土匪军队、清乡团压迫民众，“在光、麻、安三县被反动威胁不能归家的在三千人以上，跑在苏维埃区域不能归家的统计在三万人以上”。

——摘编自黄志高《地缘·粮食·革命：鄂豫皖苏区的际遇与困境》

材料二

鄂豫皖苏区高度重视粮食危机，1931年6月，皖西北特委第十四次常委扩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党和苏维埃必须领导苏区群众参加生产。使群众认识到劳动才有饭吃，使苏区粮食能自己求其解决，才是巩固苏区最好的办法"。与此同时，苏区设立粮食管理机构，加强粮食运输，开展粮食救济，管控粮食流通，保障伤病兵的粮食供给以及提供金融支持来改进粮食管理。此外，苏区积极动员农民进行斗争，如潜山县的农会与当地地主豪绅也就稻价议定展开了斗争。

——摘编自张雷《鄂豫皖苏区粮食危机问题研究（1927—1934）》

材料一   为统一全国，朱元璋在前朝民族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进而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认为“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对蒙古族，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承认元朝曾经统治中国的正统性，运用怀柔手段笼络安抚蒙古贵族和平民。对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侧重“以德怀之”。政治上，继承土司制度并加以改进，推行土流合治；文化上，“用夏变夷”,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儒学；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摘编自杨杰《论明太祖朱元璋的民族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积极推行“重边教，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的民族同化政策，如提倡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疆或边疆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运动等，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汉化的中华民族”。受此影响，贵州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运动。

——摘编自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三   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相对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言，社会供给的不足和结构性失衡，这种不足和结构性失衡在民族地区尤为突出。为此，党中央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着手，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实现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提出在民族地区重点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工作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法规，取得了卓越成就。

——摘编自张学敏、柴然《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政策发展及新时代走向——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