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从沿海开放的通商城市到内陆腹地的偏远农村，到处都有人从事手工制造，人民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日常用品都离不开手工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介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中间经济带。这些相对于现代工业而言较为落后的传统手工业，在机器工业的打击和刺激下，日益脱离传统的既定轨道，在生产力、经营形式、管理形式等方面向着现代化转型，其中一部分已经过渡到机器生产。但这一过程由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如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还远远没有完成。直到1949年，手工业仍然构成工业经济的主体。
——摘编自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材料 1903年以后，清政府陆续颁行《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还颂布了《中华民国商律》《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1927年，国民党统治确立后，颁布了《法院组织法》。1929年以后，国民政府还公布实行了《公司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简易人寿保险法》，等等。
——摘编自曹全来《中国近代法制史教程（1901—1949）
根据材料并运用所学知识，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论题清楚，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材料
时间 | 外交官群体 |
古代 | 古代中国使节只是一种临时执行外交任务的特使，他们不属于职业外交官。各国均无专门的外交主管领导部门。 |
晚清 | 晚清的外交人员分两类：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他们熟读儒家经典，依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他们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途径上任。 1901年外务部设立后，选官逐渐注重外国语言、交涉经历，外务部接收大量经由举贡考试、留学生廷试而入选的人员，官员结构有了巨大变化。 |
北洋政府 | 北洋政府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被认为是职业外交家的代表。他毕业于京师同文馆，精通外文，有二十年从事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陆征祥改革外交部，吸纳了大量法律出身、通晓国际法、拥有专业外交知识和技术、精通外交礼制等的职业外交人才。中国职业外交官时代到来。 |
南京国民政府 | 蒋介石对培养“新式”外交官颇为重视。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42年初，要求中国驻外使领人员按批次回国，参加培训课程。这催生了中国新一代外交官。 |
——据金正昆《外交学》等整理
围绕材料，自选角度拟定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荣氏兄弟近代工业布局
图1：荣氏兄弟近代工业布局行为的时序—地理相关性图
说明：图中，虚线椭圆表示工业布局行为的相对峰值期。
图2：荣氏兄弟工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雷达图
注：集聚因素：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中到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的因素。
——图:1、图2均摘自刘静《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
结合图2中的信息和所学知识，对图1中的现象进行合理解读。
材料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顺利开幕，国民政府中央政要亲莅会场，参观者达十万人。西博会历时128天，于10月11日闭幕。西博会规定出品范围“以国货为限，出品人以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限”，出品须具有如下条件之一：现为国际贸易品及将来可为国际贸易品者；在国内推销甚广者；有足供参考及改良者；对历史上学说上有足贡献者。出品征集物共分12大类，其后为扩大博览会范围，又制定了外国参考品的征集范围（如表所示）。
| 类别 | 细目 | |
| 染织工业类 | 棉、丝、麻、毛、草等原料与织就之布，纱、绉、绡、葛呢、绒、毯草席等织物编物及染色印花物品等 | |
| 工艺品类 | 工艺制造品如竹、木、藤、漆、陶瓷、绣料等器物及衣服、权度、钟表等 | |
| 机电工业类 | 各种机器工具电气电料等 | |
| 化学工业类 | 天然产物经化学作用而制成之品，如化妆品、肥皂、火柴、油漆、颜料、烛、纸、碱、毛革、橡皮制品 | |
| 矿产品 | 各种矿产原料等 | |
| 医药用品类 | 医用标本、器械、药物、药材等 | |
| 教育用品类 | 文具、标本、仪器、印刷机件、打字机、油墨及运动用品等 | |
| 文艺品类 | 文艺著作、书籍、字画、雕刻、泥塑、碑帖、刺绣、照相、影片、铜板、玻璃板、古玩、玩具、音乐用具等 | |
| 农产类 | 谷类、蔬类、果类、花草、茧、棉、麻、毛、木材、藤、竹、烟类、蜜蜡等 | |
| 饮食制品类 | 经加工制成之饮食品，如茶、果露、汽水、果、油、盐、酱、醋、酒、糖，味精、腊味、海味等 | |
| 动物类 | 鸟兽、水产、昆虫等 | |
| 革命纪念品类 | 革命纪念品、革命宣传品、摄影、烈士遗物及其他足供景仰物等 | |
| 外国参考品 | 机器类 | 毛纺、毛织、丝织、棉织、染色、电力、电信、原动力、汽车、电车、火车、制碱，印刷、炼钢、制纸、制等35类机器 |
| 原料类 | 染料、建筑材料、电料、化学肥料、医药原料及其他原料 | |
——摘编自《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七）
根据材料，就材料整体或者其中任意信息，围绕“西湖博览会”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知识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训政”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逻辑清晰，表述通畅）。
近代中国不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社会变革急剧深刻。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冲突融合、新与旧的杂然并存，一直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的历史。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指出：“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逐渐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当今学者马敏也指出：“由于近代中国一直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型社会中，因此，一种持续过渡性便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所谓持续过渡性，是指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化的总趋势是朝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目标靠近，但由于封建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力量和外来殖民势力的干扰，这种不断的接近运动又始终不能顺利完成，新社会的诞生陷于痛苦的难产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反复”。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
请以“近代中国的过渡”为主题，任选角度，自拟标题，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说明：图中，虚线椭圆表示工业布局行为的相对峰值期。
注：集聚因素：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集中到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的因素。
——图1、图2均摘自刘静《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
结合图2中的信息和所学知识，对图1中的现象进行合理解读。
材料 20年代，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大论战刚萌芽，但论战双方的阵线是明显的。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和“甲寅派”，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都是站在主张以农立国的一边：而鼓吹新文化运动、西化、反帝反封的知识界则都是中国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以农立国论的代表人物是章士创。他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观点，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大讲欧战后欧洲工业国已“崩坏难于收拾”、而“吾国伪工业病之复洪涨不可终日”。以工立国论的代表有恽代英、杨铨、杨明斋等人，他们阐明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法律大部分是维持经济的组织及其社会道德习惯与秩序的，今其经济情形已变。则前之政治法律自然的随之而失其效用。”
3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问题的提出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也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的情况日益严重。还有2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时以农立国派提出的许多论点。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农业是基础、工农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工业化面临的阻力与困难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至今仍富有教益。如翁文灏在讨论中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综合双方观点之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