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南宋朱熹认为变法“轻用已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下诬君父，上欺祖宗，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
清代末年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他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则“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其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变革”。
20世纪30、40年代诸多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谷城提出变法动因：“一曰外部的压迫，二日内部的贫弱”。范文澜认为变法“急需加强军备”，钱穆提出变法“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摘编自何文国《王安石历史评价面面观》等
(1)根据材料，分别评价朱熹、梁启超、近代史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对王安石变法形成不同观点的因素。
材料一 1935年底，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在当前情形下，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在此指导下，中共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摘编自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
材料二 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在坚持党管武装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党的组织、政府、军事和统一战线“四位一体”的武装动员体系，并开展与“扩军”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如“双减运动”“精兵简政运动”等。党和军队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将发动和组织群众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在兵役动员上注重培养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树立中共抗日中坚的形象。同时，在征兵过程中“新富农、知识分子、开明绅士的子弟也可送入军队”。1941年5月，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所写的序言中阐述了兵役动员原则：“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
——摘编自刘爱民《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役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兵役动员的特点。
| A．九一八事变 | B．一·二八事变 | C．七七事变 | D．八一三事变 |
| A．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日方针 | B．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C．主张全面抗战、全民抗战 | D．指明了亚洲抗日战争的方向 |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辛亥革命纪念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异同点，并简要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态度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纪念辛亥革命活动中所选的宣传角度，并分析上述宣传角度的历史意义。
| A．九一八事变 | B．华北事变 |
| C．西安事变 | D．卢沟桥事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