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仓促立国，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迫愈紧，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经历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各民族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动员民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改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   “祖国—母亲”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下表为中外各国关于“祖国—母亲”的经典表达。

——据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等整理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和人类文明形态的话语垄断，蕴含着独特的中国基因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下图为学者归纳的中国现代化的3种阶段演进特征

——据仰义方、武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鲜明特征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