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仓促立国，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迫愈紧，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经历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各民族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动员民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改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米棉之战”

1949 年人民政府接管城市以后，面临着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10 月，上海投机资本家趁政府收购粮棉之机，大量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联合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投机商，统一行动。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三日一小涨，五日一大涨，上海米、纱、煤油、火柴价格持续暴涨。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对上海进行封锁，并断言共产党有本领打天下，但没有本领治天下，有本领指挥打仗，但没有本领管理经济。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集中调运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由中央财经委员会集中掌握。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广州、南京 8个主要城市统一敞开抛售，上海的国营花纱布公司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吞吐，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催征税收，进一步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在掌握足够的周转粮之后，中财委又部署于 1950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五，在上海敞开销售大米2亿多斤，国营粮店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粮价连续数日下跌，使期待暴利的投机商不得不将囤积的大米全部蚀本吐出。经此“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

——据许毅 李正华《陈云领导的上海“米棉之战”》等

材料   “祖国—母亲”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下表为中外各国关于“祖国—母亲”的经典表达。

——据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等整理

材料一   吕思勉先生的《中国简史》成书于抗战时期，他在结论部分，关于“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中叙述：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他，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

——引自吕思勉《中国简史》

材料二“一带一路”宣传画

——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从海上入侵我国沿海地区，迫使我国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开始由传统海洋意识向近现代海洋意识转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但大多是有关海防之策。这种消极被动的海防观念在甲午海战中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破产。严重的海疆危机，也唤醒了少数中国人的海权意识。孙中山指出，海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国家独立、恢复主权是争取海权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根据当时海洋斗争的实际需要，制定了一些重要政策，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中国政府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关于领海问题的声明和对南海诸岛与钓鱼列岛的主权宣示等几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不断更新，逐渐向现代海洋意识过渡。现代海洋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涵丰富，内容广泛，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面的海洋意识、主动的海洋意识、开放的海洋意识。

——据徐质斌《海洋国土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