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出口货值常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进口贸易亦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在进口洋货中，70%由上海转销内地。内地运来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转销外洋的。与此同时，为外贸服务和为出口农副产品服务的加工厂陆续出现。20世纪以后，大量工厂生产的国货开始分销内地。据统计，近代上海商业计有204个行业，23个大类，还有面粉、纱布、证券、杂粮油饼等交易所。就是同一行业内部，也有分类。上海的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永安百货力争做到“凡是名牌产品，只有顾客叫得出，在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摘编自陈立仪、潘君祥《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材料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对外贸易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的出口和进口，要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执行良好，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对苏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由于中苏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稳步提升，在建国初的十年间扩大了3倍以上。

——摘编自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

材料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旧社会留下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银元之战”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后，针对投机资本家大量囤积粮、棉、煤等再次掀起物价风潮，人民政府在全国集中调用相关物资，在涨价最猛的11月25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统一敞开抛售，物价迅速下跌。同时收紧银根，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当年全国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同时随着整顿税收、推销公债等措施的实行，全国物价进一步回落并趋于平稳。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

材料二   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

——摘自周恩来《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194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