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包头是沟通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间的交通要冲，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包头商业曾急剧发展。1926年后，多方军队驻防包头，军饷皆由地方支出。之后连遭荒旱，引发的鼠疫造成4000余人死亡。农牧凋敝，商业陷入长期萧条。1937年后，包头与西北各省商路基本断绝，人口由上一年的119614人剧减到65215人。建国初期的包头是一个以皮毛、粮食交易等商贸活动为主的城市。

——摘编自《近代历史发展背景下的包头城市职能演变研究》等

材料二   包头地区拥有白云鄂博铁矿，煤、石灰石、萤石、耐火黏土等辅助原料也应有尽有。1955年集二铁路建成，苏联通过它向包钢运输了大批建设所需的设备。包钢是建国初期“156项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学生和技术人员怀着建设新中国、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来到包头，成为草原钢城的创业者。在土地征用和资源勘探等问题上，政府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感情，各厂矿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培养。1959年10月1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地区“寸铁不产”的历史。包钢和鞍钢、武钢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

——摘编自《“一五”计划与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郑观应为代表的重商论者将强烈的情感浓缩成“商战”。“论时事者必献商战之策，视振兴商务为当今第一要义”。“商战”思潮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不仅在外贸领域提出了进口替代、出口替代的主张，而且主张“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甲午战争后，列强以《马关条约》取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这给中国发展工业带来示范效应。重商思想由此逐步变异为“振兴实业”的早期工业化思想。

——摘编自李喜所、李来容《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从编制新中国第一个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就清晰地表现出来，“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成立之初的新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迅速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做出抉择。新中国选择了政治上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1953年，中央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重工业的发展被摆在了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上。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9）》

材料一   1950年2月，一些华洋杂货批发商囤积钟牌414毛巾，零售价在10天内售涨84%，严重影响了国内民众的生活。为扭转困局，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严厉打击、取缔投机活动。1950年4月，中国百货公司成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国营百货零售商店48个，门市部87个；同时各级政府更是号召每一个县都要成立一家百货商店。至1956年，我国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已达到2803家，由此，国营商业掌握了大量货源，使军需和民用的物质需求有所保障。

材料二   从1992年起、各大超市、大型购物中心等各种新业态陆续出现在中国市场。它们大多采取连锁经营方式，并迅速扩张，逐步蚕食百货商店在中国零售业的市场份额。1998年，286家大型商场总体实现利润22.25亿元，同比往年下降16.93%，1999年，百货商店盈利情况进一步恶化，239家商场有149家利润至现负增长，其中72家亏损近三成。2001年后，我国逐步消除壁垒、扩大商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对于一直萎靡不振的中国百货业来说，也是一剂“治病猛药”，通过与外资企业合资、并购、竞争，中国传统百货商店向现代百货转型的进程被大大缩短，它们利用已有的优势，利润得到稳步提升。

——以上均摘编自马军《我国百货商店发展历程及展华》

材料一　　 西汉末年的公元11年，黄河在河北省磁县南决口，成灾漫流多年，直到公元70年，东汉明帝任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主持河床疏导。王景采取修堤、分洪、滞洪、放淤的综合措施，修、补堤坝千余里。黄河在之后的800多年间没出大的事故，被学界称为“长期安流”。东汉末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使耕地减缩、牧场扩展。畜牧相较农耕，对土壤植被的破坏要轻一些，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变化，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大为减少。黄河下游的人口在两汉时达到1600余万，西晋时锐减为208万，北魏全盛时也不超过250万。因人烟稀少，黄河决溢以至改道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现存魏、晋及隋末史籍中，有关黄河水患的记载多语焉不详，如北魏统一北方后，468年河决，27个州镇皆饥，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受灾，对这样的大事，史籍中仅廖廖数语。

－一据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等

材料二　　 三门峡工程是“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华的156个工程之一，于1957年4月动工，后因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专家带走大量技术资料以及断供核心设备的情况下，仍于1960年9月建成。三门峡水库的淹没面积这样大，是否必要、合理？三门峡水库是否会很快淤死？是否会危及西安工业基地？为了充分地控制洪水和泥沙，合理利用黄河水力资源，支持下游五省的灌溉事业和有关地区的工业，必须在中游干流上兴建大型水库。水土保持是治黄的基础，中游地区向下输沙占总量的90%.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假定：到1967年减少入库泥沙20%,到1977年减少50%.陕西省估计，到1962年减少39%,到1967年减少75%.预计七八十年或者百年之后，随着三门峡库容的渐淤积，它的防洪和综合利用效用将逐渐转移到千支流其他水库，它将转化成一个梯级电站。实际上到1964年三门峡淤沙问题就迫在眉睫了，后经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改建，与小浪底等其它工程联合采取“蓄清排浑”的调控方式才有所缓解。每年调水调沙都会排放出大量的高含沙量水体，导致下游河水严重缺氧，黄河藻类、鱼类大量死亡。

－－据1958年《水电部党组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等

材料一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阻挡和压榨中国民族工业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倾销，但这种状况在一战期间有了缓和的机会，“实业救国”思潮也在此时迅速崛起，同时也出现了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群众性抵制洋货运动，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严重滞销。民国初年，中国工业产品的增加，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要满足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如面粉业和冶铁业，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发展得较快，纺织业由于进口的减少也得到较快发展。但一战结束后不久，面粉进出口马上转为入超；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闭炉停机。在这期间，纺织业由战前的231家增至1920年的475家；而冶炼业由战前的8家增至20家。另外，列强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工业。如纺织业和采煤业，到1919年，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近60%的布机和75.6%的机械采煤。

——摘编自吴才军《简析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春天”短暂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的经验对新中国有示范意义，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依靠内部积累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必要的装备，使现代工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才能加快推进新中国的工业化。国家制定的“二五”计划中指出，中国工业化建设在继续以重工业为中心，加快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加强工业布局调整的同时，对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进行部署，集中力量发展航空、电子、船舶、兵器、核能、航天等系列新兴工业。

——摘编自孙星《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因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等重要文件，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合作社。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供销社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快速推进，1951年成立互助组，1953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建设，1957年后，人民公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

——摘编自彭远国《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

材料三   1984年，供销合作社在恢复“三性”（群众性、民主性、灵活性）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了以“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为核心的改革，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农村商业网点。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并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我国的供销合作社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摘编自张希深《中国供销社发展研究史》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国的土地和资产掌握在少数地主和资本家手中，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年，以东北地区为主，增加了重工业的投资，抢修和新建铁路、公路，发展邮电通讯和水利事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

——摘编自史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材料二   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以及杜鲁门政府有意将对华贸易管制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直接联系在一起，1950年7月10日，英国内阁授权英国贸易委员会停止须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许可证。从1951年到1952年，内地贸易在香港贸易输出额中的占比从35.96%下降到17.85%。1952年民间自行成立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开展贸易。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代办所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

——摘编自吴浩、刘艳斐《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