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是在已经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自由放任”指引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先是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率先在农业上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农业的先行发展使人口得以持续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充足而又康价的劳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加上广大世界市场的开辟，为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蒸汽机的发明，正式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部门，采矿业和冶金业与其并行发展，带动了其他部门的产生和发展。工业化逐渐扩散到各工业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业中。通过产业结构演进进行工业的不断升级。对英国人来说，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浑然一体。直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时，轻工业阶段向重工业阶段阶梯化渐进，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专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的国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技术创新，为工业萌芽提供有利的条件。英国还重视完善、改进立法与社会制度，为工业化发展深化保驾护航。

——摘编自张丽娜《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经济成为社会事业的核心任务，工业化道路始终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通过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整合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乱象，通过“一化三改”，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们党逐渐认识到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应该按比例协调发展。面对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的局面，我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主要是借鉴苏联经验，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们也看到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弊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提出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创新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把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创新相结合，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以及创新型发展战略的提出。在工业发展中，既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GDP的高速增长。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主张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中国人民利益的。

——摘编自孙民《中国共产党开创工业化道路百年历程、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人口在5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议（草案）》，决定以“定息”赎买的办法，把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推上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底，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这标志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企业突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相继组建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在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中，逐步从单纯的生产技术协作发展到以资金、技术、设备等的投资入股。还有一些企业，以股份的形式集资开发项目或组建新的企业。1984年以后，组建股份制企业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1984年11月，由上海电声总厂发起成立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成为我国解放后第一家较规范的股份制有限公司。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挂牌进行股票的柜台交易，成为新中国首次进行的股票市场交易。1987年以后，各地股份制企业的试点迅速增多。……目前全国共有各种类型的股份制企业3220家。其中企业之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的试点企业约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5%以上。

——摘编自1992年4月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材料一   明清时期，人们对种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当时“母强则子良，母弱则子病”“择种不当，贻误岁计”等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再加上当时作物的复种指数提高，对作物种植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明代《国脉民天·养种篇》对当时的选种工作作了详细记载：“凡五谷、豆、果、蔬菜之种，犹人之父也，地则母耳。母要肥，父要壮，必先仔细拣种……既颗颗粒粒皆要仔细精拣肥实光润者，方堪作种用……所长之苗，与所结之子，比所下之种必更加饱满……下次即用此种所结之实内，仍拣上上极大者作为种子……如此三年三番之后，则谷大如泰矣。”之后也有清康熙皇帝在丰泽园（现中南海内）的水田中偶然发现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都将早熟的稻穗留做种子待来年播种，终于以“一穗传”的育种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经过北方地区30多年的试种，御稻米才被推广到江南一带种植，后来被称为“康熙御稻”

——摘编自吕珊雁《古代品种选育和种子处理》

材料二   1949年12月，农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推广良种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1950年2月，农业部发布《五年良种普及计划（草案）》，要求开展群众选种运动，建立品种改良制度，保证五年内完成良种普及计划。1953年，政府大力组织群众评选和换种农家良种，并结合农业试验研究机构选育新良种，有计划地推行良种繁殖推广工作。1955年，农业、粮食、商业三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粮食、棉花、油料作物优良品种繁育推广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加速良种的评选和推广，逐步建立良种繁育推广制度。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征集到77000多个农作物品种，选出并在全国推广的稻、麦、杂粮、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作物品种200多个在新政权积极倡导和鼓励选育、推广良种的宣传和实践中，1950—1954年，全国农村都普遍开展了良种的群众选育工作。

——摘编自张晓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作物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户籍管理在1958年以前是基本自由迁徙期，农村户口可以因城镇招工和投亲靠友迁徙为城镇户口。1956年建设高潮来临后，各企业单位普遍从农民中大量招收职工进城。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材料二 1983年，公安部开始进行居民身份证的办理工作，并在北京等地试点。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86年，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凡年满16岁、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了常住户口的公民，都应该申领身份证。身份证的种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两种，每种又有三种式样，即普通居民身份证、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居民身份证和经济特区的居民身份证。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