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体现。在大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及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土地的认识开始深化。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关乎中国革命的关键，“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扩大了革命的基础。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和调动一切阶级和力量，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使农民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为进一步维护农民利益，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瓦解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文件进一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一大二公”“大锅饭”的公社体制。并于1982年颁布首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论述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调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归集体，即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切实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耕地，将经营权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实现“两权分离”,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扩大了农产品的流通，使其惠及农民。

——摘编自孙玉滨《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探析》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