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
材料一 一战结束后，欧美的工业设备被大批闲置。孙中山呼吁中国趁机利用这些设备和人才，发展中国的现代工业，1919年孙中山提出了中国的《实业计划》：
| 第一计划 | 在中国沿海修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 |
| 第二计划 | 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由沿海至内地整修水道、铁路、公路 |
| 第三计划 | 开发资源、移民垦荒和发展机械化农业生产 |
| 第四计划 | 建设中央、东南、西北、东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 |
| 第五计划 | 发展食、衣、住、行、印刷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 |
| 第六计划 | 开采煤、铁、石油和其他矿藏，设置采矿、冶金等设备制造厂 |
《实业计划》主张“实业乃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救穷之急务。凡夫事业之可以委诸个人，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实行开放主义，引进国际资本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但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根据《孙中山传》整理
材料二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相继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二十大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整理
问题：(1)根据材料一概述孙中山先生的中国现代化方案的特点。
(2)从材料二中提取一条“中国现代化”相关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2 . 为建设“美丽湖北·楚楚动人”，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部分年份的城乡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了整理，见下图（元/人）。这可以用来说明（ ）
|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B．对外开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 C．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结构的变化 | D．城市比农村的发展更具潜力 |
3 . 从1995年到2004年，农业各税的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4.6%到3.3%之间。以安徽省为例，3万多名农税人员，每个人征收的税额仅10余万元，扣除管理成本和工资，实际税收所剩无几。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农业税条例》。这一改革措施（ ）
| A．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 | B．反映了综合国力的增强 |
| C．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 | D．推动农业对工业的反哺 |
| A．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 B．深化改革开放惠及世界发展 |
| C．注重睦邻间友好关系 | D．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
| A．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 B．承载着文明交流与民族复兴 |
| C．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 D．推动了世界格局调整与发展 |
材料一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教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紫千赵海辰《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材料二 当前，由旧时士绅团体参与制定的传统村规民约，其维护秩序的价值发生嬗变。在价值转化的现实下，乡村共同体重构需要正视不同村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重构中乡贤文化要寻求法律权威。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因素，在现代法理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被定位为乡村治理参与者、协作者。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乡村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若缺乏法律的确定性，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将难以实现，进而难以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因此，乡贤文化嵌入法治乡村建设应形成规则治理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威统治”治理模式。
——廖茜琳《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乡贤对晚明基层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旧时乡村治理模式与当下乡村治理模式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 A．推进建立休戚与共的中非关系 | B．秉承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 |
| C．扩大同发展中国家利益交汇点 | D．构建均衡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
| A．体现了一国两制政策优越性 | B．旨在提升澳门地区教育水平 |
| C．增强了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 | D．清除了殖民主义的历史残留 |
| A．信息产业成为经济主导 | B．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
| C．科技发展改变生活方式 | D．纸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材料一 通过行为体参与度、规范完备性和惩戒机制的有效性这三个指标可较为全面客观地衡量一个国际秩序的完整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判断该秩序是否成熟或成功。需要特别指出，从国际秩序的历史实践看，主导性国家特别是大国参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否则国际秩序就难以成功。 国际秩序确立的规范越能满足实现秩序的目标尤其是主要目标，这一国际秩序就越完备，反之同理。此外，如果对体系内行为体违反国际规范的阻遏效力不足，则国际秩序难以有效运行。
——摘编自邹治波《国际秩序的评判研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更大的提升，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更加积极。此时的国际环境相较于以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既有国际秩序处于失调的状态下，此时中国对国际秩序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引领者”。对国际秩序的构想不再只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摘编自高晗《中国国际秩序观变迁研究(1982—2018）》
(1)有学者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不完备、不成功的国际秩序，雅尔塔体系则是一个较为完备和成功的国际秩序。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反对该观点或另有补充均可，并结合材料一的全部或部分标准阐述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对新型国际秩序的构想，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