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郑和下西洋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郑和下西洋，“一带一路”呈现出的新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这些区域交往带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 政党外交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外交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活动中既要实现国家利益，又要强调国际主义精神。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分属不同性质的概念。意识形态具有脆弱性，国家利益具有刚性，在涉及国家关系问题上，国家利益是最终目的，意识形态是服务国家利益的斗争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建立联系，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发展；“以意识形态划线”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战略选择的一般概括。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方位党际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与社会主义政党间的交流，而且也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联系。政党外交成了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成为政党外交的永恒主题，是研究政党外交绕不开的主线。这是政党外交双重属性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以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为视角》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政党外交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新中国“政党外交双重属性”演进的历程。
材料一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教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紫千赵海辰《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材料二 当前，由旧时士绅团体参与制定的传统村规民约，其维护秩序的价值发生嬗变。在价值转化的现实下，乡村共同体重构需要正视不同村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重构中乡贤文化要寻求法律权威。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因素，在现代法理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被定位为乡村治理参与者、协作者。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乡村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若缺乏法律的确定性，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将难以实现，进而难以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因此，乡贤文化嵌入法治乡村建设应形成规则治理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威统治”治理模式。
——廖茜琳《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乡贤对晚明基层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旧时乡村治理模式与当下乡村治理模式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新中国刚一成立，科学技术事业即受到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紧接着各产业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有840多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于1978年开始筹备建立专利制度，1980年成立国家专利局。1984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开始施行。《专利法》实施以来，在已批准授权和正在审批的专利申请中，已有一大批项目开始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增长及构成情况。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1949—1989）》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同年，美国国防部将电子计算机转为民用后，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二战后，美国的科学与技术已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致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直接向高技术小企业提供贷款。按美国1954年税法规定，工业企业的科研开支可作为当年的生产开支，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而提供的资金免缴所得税。美国每年支付的技术引进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欧洲、亚洲、美洲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产学研的合作。二战后，日本技术研发的大部队在企业，日本还建立了地方性开发机构“工业试验场”以及研究实验中心网，为没有建立技术开放机构的企业和小企业服务。多年来，日本国家研究开发总经费的67%优先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1950~1979年的近30年中，日本引进技术31729项，其中在工业现代化期间共引进技术专利14497项，支付外汇25.8亿美元。1978年后，技术引进范围也从欧美扩展到东欧、亚、非等地区。
——摘编自舒辉《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措施与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以恢复战争创伤、奠定发展基础为主要目标。为此，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了“一边倒”，在国家间关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科技战略则选择模仿苏联，发展基础科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科技战略以研制军事“杀手锏”为主要任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不结盟政策，韬光养晦：科技战略则提倡科教兴国，推动科技与各相关领域的密切结合，谋求国家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科技战略则选择搭建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编自崔佳瑛《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演进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相同举措，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二战后中、美、日科技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效仿各国设立“万牲园”，次年该园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以邀宠慈禧太后。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希望一方作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一方供各界业余后之观赏，借资消遣”。1933年，上海动物园对外开放，同年中国动物保护协会建立，后每逢动物节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宣传保护动物的意义。1937年10月，上海动物园园中动物除较少部分转移至租界或安全区外，其余均死亡。直至1949年，上海动物园仍无重建消息。
——据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
材料二 1882年日本第一家动物园上野动物园建立，政府希望通过动物展览让民众明白“文明与野蛮”的划分。19世纪90年代后，上野动物园引入大量海外动物，如中国东北的骡子、猫科动物等，从战场退役的军马、军犬也成为展示的重要内容。1943年，东京遭遇美军轰炸，为防止动物外逃，大象、狮子、狗熊等凶猛动物遭到屠杀。上野动物园强调这些动物是“为国家而牺牲”，并为其举行“慰灵祭”，号召民众继续投入战争为国服务。
——据[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材料三 1949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动物园，并陆续从苏联、民主德国、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受或换得国外物种进行展览，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北京动物园从北京农业大学等聘请人员对野生动物的饲料、饲养管理进行初步的科学试验和探索。1972年，为答谢美国将两头麝香牛赠送给中国，北京动物园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友谊大使赠送给美国。改革开放后，上海动物园，广州动物园等快速发展。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的动物园共135处。1990年后，以大熊猫繁育研究为代表的跨国动物园科研合作日益频繁。
——据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日近代动物园发展的特点，并分析中日两国动物园发展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动物园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
时代主题说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后由中国共产党概括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具体表现为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一是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可以争取和平；二是和平与发展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两者相互促进。在中国综合国力跃升世界前列的情况下，和平发展观把中国视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强调中国不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发展。伙伴战略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的外交大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俄罗斯、法国、美国、欧盟等各大政治力量确立了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目标，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增添了大国政治内容。2006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将和谐世界理念提升为国家战略，向世界宣布中国主张构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摘编自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体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
材料一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从关心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成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的事情”，看成党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我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进行，以解决吃饭问题。然后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沿海到内地进行渐进式改革。首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摘编自聂北茵《改革开放40年成功的“中国密码”》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的是“东升西降”的大趋势，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有利于我国更好把握国际战略主动权。依托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的飞跃，更是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实现了对世界的主导。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在多极化发展轨道上的速度明显加快。发轫于20世纪的科技革命仍在加速推进，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同时也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摘编自颜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演进、机遇与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改革开放40年成功的“中国密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前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机遇。
材料一 1951年，美国制定了“第四点计划协定”，协定指出“要使喜马拉雅南麓的国家赞同并效忠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协议同时提出，开展援助主要是考虑到尼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提议对尼泊尔的矿产资源开展调查，以便于更好地开展经济技术援助。同年，美国和尼泊尔签订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向尼泊尔提供援助。
1956年，中国应尼泊尔的请求，与其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协定签字生效后的三年内，无偿地援助尼泊尔王国六千万印度卢比”，开启了新中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序幕。
——摘编自穆阿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为全球互联互通提供公共产品。以非洲为例，据统计，2000年至2020年，中国帮助非洲建成的公路、铁路超过13000公里，建设了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馆、170多所学校，为非洲培训各领域人才共计16万余名。中国本着博采众长、相互借鉴的精神，在“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2016年以来，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等十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近50个国家实施粮食援助、灾后重建、难民救助、妇幼卫生等领域的发展合作项目，2000多万发展中国家民众受益。
——摘编自马汉智《新时代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整体态势、内外挑战与因应策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20世纪五十年代美、中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时代背景，并概括两国援助的各自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援助尼泊尔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体现的外交新理念。
